老师，从来没人耐心听我说过这么多话！”他们孤独地痛苦着，竭力追求精神自由，却被功利的人生观包围，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就会招致嘲讽。当我和他们分享信仰如何帮我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未必完全理解，却感到如释重负：原来也有人在思考并找到了答案。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燃炸开播，第一组里的95后乐队《傻子与白痴》唱了一首《5:10a.m.》，他们以电音+soul营造出属于年轻一代的颓丧情绪，触碰人的内心：“年轻的人们该去哪儿？过得幸福，总会梦想跌些伤。还没长大，细数我们儿时扯的谎。一半信誓旦旦地想，一半是梦话。这样的我们该去哪儿？今天要打哪儿晃，闹钟还没响，不甚急迫的忧伤。”

北京第二波疫情刚消停，我在望京一家咖啡馆里访谈了从事大学生心理咨询近二十年的邓红梅老师，她同时在主内一家心理咨询机构任首席心理咨询师。她接待过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暴食症等数千位咨询者，处理过多次自杀危机，她服侍过从85后到00后的大学生群体。

当我问及“多年的工作中，您个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沉吟片刻，生于60年代、一直用“孩子”来称呼那些找到她的大学生、博士生的邓老师回答：“孤独，他们太孤独了。”话音未落，邓老师声音哽咽，眼圈微红。

“没事儿的，我们这样的人挺多”

《境界》：近年不断有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的报道。您从事大学生心理咨询多年，可以谈谈您了解到的情况吗？

邓红梅：我没有掌握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数据，只能谈谈自己实际工作中的观察。我从2003年开始在大学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起初几年，一周我只有几个来访者，当时这些来访者都已经到了服药的严重程度。2010年，因为我们学校出现了学生自杀，咨询中心就采取主动，邀请每届新生入学就来参观，帮他们了解心理咨询，打消他们的顾虑。自那以后，来咨询的人多起来了，除了重症，轻微症状的人也来了，比如与室友关系出问题的，恋爱遇到烦恼的。

大概从2015年开始，我发现不仅我们学校的心理咨询量暴涨，整个北京市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全部如此。我们学校的咨询人数从每周几人发展到每天几十人，从上午一直排到晚上，除了周日，每周六天排得满满当当。即便这样，依然无法满足需求。最近三四年，咨询人数更是暴涨。据我所知，现在每学期不少高校的咨询中心每天人数满员之后，差不多还有一两百人在排队。这不仅因为现在的孩子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高了，有心理问题的人多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境界》：您面对的学生代际跨度从85后、90后直到00后，不同世代的学生在心理问题方面有差异吗？

邓红梅：本质上差异不大，人的问题都差不多，而且他们都是处于青春阶段的学生，需要完成这个阶段的心理成长和发展任务。比如，他们离开故土、父母，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需要学习跟他人建立关系；需要进入恋爱的亲密关系；需要适应大学里不同的学习方式。同时，他们离开父母，不仅是物理上的离开，更是心理上的离开，重新认识自己，探索自我。他们还要为未来做准备——完成学业，面对就业。这些变化都可能给心理成长带来危机。

不过，我发现，与85后相比，90后、95后、00后的自我意识更强，特别是出生于大中城市或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对得到父母尊重的诉求更强烈，也更能表达自己的诉求。这让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张力显得更大，看起来似乎问题也更大。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需求。

当然，从外在呈现方式来看，这些更年轻的孩子的心理问题表现出更多的样貌。前些年多是很单纯的抑郁或焦虑，近年除了这些还有较多的上瘾问题，比如网络、游戏、色情成瘾，还有双向情感障碍、暴食、厌食、边缘人格障碍、性别认同障碍等。还有一些有自残行为的，用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减轻心理痛苦。我记得一个女孩一边给我看她划伤自己的伤痕，一边对我说：“老师，没事儿，我们这样的人挺多的。”

他们孤独地痛苦着，没有出口

《境界》：数据显示出年轻一代有心理问题的比例相对较高，也有人说他们比其他世代的人心理更脆弱，您发现有哪些因素可能造成他们更容易心理失衡？

邓红梅：父母婚姻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90后、00后的父母婚姻一般都缔结于改革开放以后，那一阶段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动荡，离婚很普遍。即便父母没离婚，也忙于事业、做生意或打工，忽略家庭责任，对孩子情感上照顾得很不够。

学生们刚来咨询中心的时候，都是说到睡眠不好、情绪不好，或者学业问题、恋爱问题，来过几次之后，他们就会谈到父母，常常发现学生跟父母的关系是根本问题。如果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仅仅遇到学业之类问题，我们都不太担心，这类孩子恢复起来比较快，因为父母的爱给他们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如果父母有离异、离世或暴力问题，孩子的心理底子通常比较薄，需要特别关注。不过来咨询的大多数学生，跟父母的关系多少都有问题，所以当他们遇到学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时，心理上就会显得相对脆弱。

另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作为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弱。以前的孩子几乎都有兄弟姐妹，放学回来之后，要不跟兄弟姐妹一起，要不跟小伙伴在一起。即使遇到什么挫折，大家一玩、一放松、一高兴，小伙伴聊一聊，痛苦的心情就能得到缓解。现在的孩子没有人可说，他们就孤独地痛苦着。很多孩子的痛苦没有出口，当痛苦压到一定程度，他们就承受不了了。很多人理解不了现在的孩子这么容易自杀，认为他们脆弱。通过和他们的深度交流，我很能理解他们。

现在父母、学校对年轻一代的期望整体比较高，使得孩子的压力增大，他们很容易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学习成绩上。很多孩子上小学、中学都是当地的学霸，如果他们大学期间不是成绩不能拔尖儿或者出了其他问题，他们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迷失了自己，心理上就垮了。

《境界》：在多年的咨询里，您最有感触的是什么？

邓红梅：孤独，他们太孤独了。90后、00后在物质生活方面普遍没什么问题，但他们缺乏真正的亲密关系。父母婚姻不稳定，忙着打打闹闹甚至离婚，根本顾不上孩子的感受，许多孩子在孤独中非常艰难地长大。一个女孩，爸爸外遇，在外面有了孩子；妈妈也有外遇，所以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凑到一块儿吃过饭，家里从来就不做饭。她很小就一个人早晨起床，拿着零用钱出门买早点，吃完了，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学。一个小女孩就这么孤独地长大，找到我们，发现得了双向情感障碍。

很多父母不知道怎样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只是要求他们成绩好、上培训班等等。他们跟孩子不会沟通，亲子关系多是外在的、肤浅的，缺乏内在的情感连接，导致孩子们心灵的普遍状态就是孤独、干枯，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变得已经没有要求了。网络让他们的孤独有地方可去。现在许多孩子都有严重依赖网络的问题，00后比85后更依赖手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得很乖巧，或者很麻木，但是一和我说到网络小说、游戏什么的，就变得眉飞色舞、判若两人。你会感到他们的灵魂有一大半是在网络里，网络就像他们的逃城。有好些孩子咨询之后跟我说：“老师，从来没一个人耐心听我说过这么多话！”他们太孤独了。

掩饰问题的代价可能非常惨痛

《境界》：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长大后犯罪率很高，他们在情绪易波动、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方面都低于群体平均水平。

邓红梅：他们的心理问题的确非常值得重视。我接触过好些已经长大的留守儿童的咨询案例，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留守儿童普遍自我价值感较低。有一个女孩，已经上了博士，患了很重的抑郁症，她告诉我，“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个留守儿童考进北京的大学，一直读到博士，说明她很聪明，很努力，但她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内心很空，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关系。她告诉我，她弟弟的留守经历更惨。因为没有父母的保护，男孩容易经历学校霸凌。她弟弟上小学被霸凌，她在另一个地方上中学，没办法保护弟弟。弟弟长大后自暴自弃，沉溺赌博，早早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孩子，自己没有能力养家，妻子也是留守儿童，两个孩子靠老母亲带，经济上完全依赖打工的父亲和读博的姐姐。他能活着，而且不犯罪，算是保住底，已经很好了。

《境界》：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人们付出了许多代价，有些代价相当沉痛。

邓红梅：是的。留守女童没有父母保护，容易遭遇性侵。有一个女孩来找我咨询，她童年被性侵，虽然已经上了大学，但过去的经历让她非常痛苦，她对人非常不信任，脑子里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她来找我的时候抑郁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偷偷攒了两瓶准备自杀的药。我遇到很多有自杀想法的孩子，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真正关心他们，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支持。

无论是抑郁、人格障碍、暴食、厌食等问题，我们看到的都是外面呈现的各种症状，但内在本质的问题却相似——缺失爱。这恰恰是基督信仰里很强调的，上帝知道人心最需要的是爱。如果我们把孩子的生命比喻成一棵树，父母给出的爱、接纳，家庭稳定带来的安全感，就好像是浇水、施肥和阳光的照射，如果缺失了这些，树根发育不好，长出来的树枝就很脆弱，容易折断。

《境界》：现在社会很流行“正能量”的提法，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邓红梅：在我看来，许多人所理解的正能量，更像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为了自我保护而选择性地屏蔽一些东西，或者把它合理化，压抑真实的痛苦。比如说父母打我，我其实很痛苦，我就去想那是他们为了我好、爱我，硬把它变成“正能量”，让自己暂时好受一些。当我能先把自己的痛苦、委屈和不理解充分表达之后，想起父母关心自己的一些事，我可能会说“想想其实父母还是为我付出了很多”。只有这时候我们内心产生的和解，才有积极的力量。

坐到心理咨询师面前的人都是心理上背负着一大堆负能量的人，多到不堪重负。当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内心深埋多年的负能量倾倒出来，在那一刻，咨询师如果看到从负能量的淤泥里长出的一棵绿色小苗，那才是希望所在。

如果一个人竭尽所能逃避，负能量不但不会减少，反倒会越积越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回避和掩饰现实生活中的负面信息，无异于掩耳盗铃、讳疾忌医，后果可能非常惨痛。

《境界》：我想到了微笑型抑郁。

邓红梅：对，“微笑型抑郁”患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呈现给人的面貌常常积极乐观、热情开朗，有时还很风趣幽默，实际上他们是把负能量压到了内心最深处，竭力不让人觉察。最近几年，大学生自杀案例也有这个特点，这些孩子的自杀往往让身边的同学非常惊讶，“TA怎么会自杀，看起来好好的呀！”

有一个女孩自杀前，同宿舍的同学回来，她还一边做面膜一边和人打招呼。同学转身下楼取快递，还没上楼，女孩就跳楼了。同学不敢相信，觉得不可思议。一些孩子自杀后，父母特别痛苦，想不通：“我孩子一直都好好的，怎么送到这里就这样了？”其实孩子早就有问题了，只是他们没发现。

广义来说，我们都是病人

《境界》：北大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提到北大新生四成觉得活着无意义，他认为一些人其实不是抑郁症，而是“空心病”，核心问题是缺乏支撑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邓红梅：一些心理学家只针对心理症状本身或者原生家庭来谈，没有把病症上升到人生意义的层面。我基本同意凯文老师的说法，但我个人有一些补充。

90后、00后一代，从小生活里就充斥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激烈的竞争。他们被父母对成绩的期待训练成了为满足这些期待而活，但内心普遍被忽视，缺乏爱的滋养。人感受不到爱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我在北大校医院短暂工作过，孩子们个个优秀，都是各种学霸，但照样暴饮暴食、重度抑郁或焦虑。抑郁的博士也很多。

跟那些被诊断出各种心理问题的孩子们交流时，我常常为他们思想的深刻而惊叹，他们竭力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让我很感动。物质方面他们被极大地满足了，与单纯追求生存的前辈相比，他们可以更多思考和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是谁”等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但周围的世界能在精神上供应他们的太少了，他们被非常功利的人生观包围着。比如父母和老师都告诉他们，“你们上个好小学是为了考上好中学，上个好中学是为了考个好大学，上个好大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好收入，有了好收入就可以买房买车……”他们之所以能忍受繁重枯燥的中学学习，原以为考上大学就能找到精神上的出路，但事实上现在的大学教育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这让他们极度失望，他们找不着答案。

信仰能够为这种精神上的困境提供出路。如果人活着就是围绕满足自己打转转，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幸福还是不幸，最终都无法满足人内心最深的渴求。基督信仰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

《境界》：作为一位基督徒心理咨询师，您与其他咨询师有不同吗？您对心理问题有怎样的理解？

邓红梅：要对一个人进行心理帮助和医治，除了具备专业技能外，还需要谦卑的态度和对人深刻的理解与怜悯。在这些方面，信仰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刚才谈到空心病，我记得我的第一位咨询者就是一个重度抑郁的男生，我给他做过十多次咨询。他经常问我：“老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只把他的提问当作抑郁症状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一个真问题，因此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他，当然，那时我自己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信主之前，我和很多同事一样，遇到来访者提出关于生命意义或死亡这类问题，就会感到有点焦虑。信主之后，我不再焦虑了。当有孩子问我类似的问题，我会和他们分享信仰如何帮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如何帮助我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听了未必完全理解，但会有如释重负之感：“原来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以前身边的人会告诉他们，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思考这些经常会招致周围人的不解甚至嘲讽。现在有人认真地给出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对他们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安慰，能带给他们一种希望。

从信仰角度来看，心理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的罪。从广义来说，我们都是病人。个人、他人、环境等因素相互交织，对身处其中的人产生非常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导致一个人被各样的谎言所捆绑缠绕，形成扭曲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关系模式，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

《境界》：与这么多年轻人深入交流过，您认为年轻一代的心灵状况对教会的牧养有怎样的提醒或挑战？

邓红梅：教会通常很注重真理的传讲，注重培养年轻人参与服侍和宣教。这些对生命的成长都非常必要，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缺乏家庭温暖的年轻人，他特别需要一个家，特别需要有像父母或兄弟姊妹那样关心他的人。其实不只是从小缺爱的人，每一个年轻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都需要被倾听被理解。

单靠宣讲并不能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发生改变，何况年轻人天然容易对说教反感。服侍年轻人的牧者和教会同工除了要对年轻人有负担，还需要一些关怀辅导方面的学习和装备，能够带着神的怜悯走进人的内心。这比单纯讲道理更有挑战，但却能帮助年轻人打开心灵去感受神的爱，经验到被爱是怎样的感觉。“神就是爱”对这些孩子来说，将不再仅仅只是停留在头脑里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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