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整晚的小雨,气温骤降,从前些天的36°降到了12°。这一夜好睡,醒来时已经九点多,看来今天早餐可以与午餐合并了。
在洗漱间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早餐前刮胡子,几乎所有男人都这么干吧?老散改为修剪髭须,也没区别。
“我可以不刮它们吗?”有一天,当我站在镜子前想到自己为什么要费力保持体面的时候,在那一刻,我对自己整个前半生的生活突然产生了怀疑。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这样生活着吗?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刮胡须,然后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吃着内容相似的早餐,然后去事务所做着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工作,然后和乏味的人们共进午餐,接着又是工作,又是乏味却不得不提起兴致参予的社交、晚宴……当我想到自己要一直这样,日复一日地做着不想做的事,说着不想说的话,直到老死,真是厌倦极了。我举着剃刀站在镜子面前,看着刀锋下自己毫无生气的面容,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死了。这样活着和死去是没有区别的。
以上引文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主人公在40岁那年想到的问题,此后,他离家出走了。与大多数小说主人公一样,这个男人最后还是死去了。
在现实中,他死去的时候,故事还没有发生。
1903年5月8日上午11时,太平洋中南部马克萨斯群岛中多米尼加岛上的一个小村镇阿图奥纳一座茅草屋里,门口竖着一块木牌,用法语写着“欢愉小屋”。屋内破木板搭建的矮床上,一名55岁的法国男子在病痛和孤独的折磨中去世,心脏病、湿疹与梅毒病菌侵蚀了全身。
这位可怜的异乡人去世三个月后,1903年8月法属波利尼西亚发生瘟疫,法国政府派遣医疗队赶往救灾。10日那天下午,医疗队中的维克托·塞加伦(Victor Segalen)医生(由于曾长期在中国居住,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做谢阁兰)无意间走进了那间破烂不堪的“欢愉小屋”,立即被散落一地、遭人踩踏的油画深深震撼。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曾居住过两年的法国人名字叫做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年6月7日—1903),此前他在塔希提岛前后生活了八年。
那些油画上,跳跃着疯狂的色彩,那些画面内容,充满着形而上的哲思——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Are We Going?
塞加伦把高更的画带回欧洲,立即引起艺术界疯狂的攫夺,画商们涌往大溪地。饿死鬼高更的遗作,喂肥了不知多少艺术淘金者。
但,这还不算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开始。
1914年,40岁的毛姆来到了南太平洋列岛游览,听到了保罗·高更的故事。五年后,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出版,于是高更有了一个虚拟化身:思特里克兰德。
40岁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名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
高更并不是心血来潮投身艺术,他生于巴黎,年轻时做过海员,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25岁开始学画,长期浸淫在印象派的圈子里,与毕沙罗、德加、雷诺阿与莫奈等人都有交往。1885年6月,37岁的他离家出走,浪迹在巴黎街头,这期间与梵高厮混在一起。并第一次登上塔希提岛。1895年,因厌恶巴黎的生活,决定重返南太平洋。
高更作品《塔希提岛的早餐》
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最后选择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在这里,他不像高更那般孤独,有了一个深爱他的土著女子,给他提供住处。食品和性生活。所以他也没有患上梅毒,而是染上了麻风病,最终导致双目失明。
比较起世外桃源中的思特里克兰德,高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不断为保护土著人的利益而呼吁,高更因此遭到非难。在强权面前,良知总是是虚弱与无助的,1903年3月13日,被殖民当局判处监禁3个月,罚款500法郎。
保罗·高更去世。人们在他的画架上看到的是一幅尚未完成的风景画,题名是《雪中的布列塔尼村庄》,故国旧梦,大约是他弥留之际最清晰的画面吧。
失明之前,思特里克兰德已经买不起画布了,在自己住房四壁画画,描绘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然而,他却留下的遗嘱,让土著女孩在他死后把他们的住处,连通他所有的画作都付之一炬。
无独有偶,就在毛姆潜心创作《月亮和六便士》的时候。在东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37岁的李叔同,突然抛下娇妻美妾,进入杭州虎跑定慧寺,断食17日后,剃度出家,法号弘一。
这个故事最黑暗的后续是,1919年,发现“欢愉小屋”的谢阁兰医生,在他家附近的森林散步时失踪。三天后,尸体在一个山洞被发现。年仅41岁。
中年危机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你没有重启人生的决然。
还有,在女人面前,小说中的思特里克兰,是个混蛋;患上梅毒的高更也不是什么好人。然而,在面对中年危机的时候,你的不幸也许正在于你总想做一个“好人”,一个面面俱到的“好人”。
谢天谢地,老散我40岁那年,走出了家乡,老散从来就不想做一个“好人”。要知道,那些一门心思编纂道德文章,规劝世人要“做个好人”的家伙,目的可能只是方便自己做坏事。比如朱熹,比如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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