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犹太人的逾越节（Passover）。多年来，我一直感恩于研究所的犹太老师们，也一直在想着怎样能够回馈他们。昨日偶然翻到了以前的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义。遂重新编辑，以表达我对知识、信念、以及古希伯来-犹太文明的尊敬：

一、哈特曼——美国自我心理学之父

我曾经在介绍安娜.弗洛伊德时，说她是“自我心理学之母”，我觉得这个名号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要来聊聊“自我心理学之父”。谁是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它爹呢？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吗？我觉得不是，弗洛伊德应该被称作自我心理学它大爷，准确地说是外公。

外公生了妈妈，也就是安娜。而且还亲自操刀分析了自我心理学它亲爸，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海因兹.哈特曼(Heinz Hartmann)。

哈特曼这个人，属于精神分析界的异类啊。为什么说他是异类，因为他不做临床。虽然他也是精神科医生出身，但是他不喜欢给人瞧病——他喜欢干什么？他喜欢风月。

这里所谓的风月是什么，就是喜欢坐而论道——他非常擅长组织理论，喜欢把自己和别人的观察和经验组织成非常严谨、有条理的心理学理论。

我们在1937年以后，就没在他的论文中读到过具体的临床案例了。所以他的理论从哪里来？或许是他多舛的生活和超级厚实的知识积累吧。

哈特曼也是一个出生在维也纳的犹太人。为什么说“也”？因为大家知道，二战以前的精神分析圈子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唯一一个有名的非犹太人是谁，是古斯塔夫.荣格，就这一个日耳曼帅哥都还被弗洛伊德给撵走了——到头来只有咱们希伯来兄弟姐妹靠得住哈。

但哈特曼他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他出生在一个相当有社会地位的犹太家庭。他老爸路德维希.哈特曼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担任过奥地利的驻德大使。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像奥地利、德国、匈牙利这些德语系国家的反犹情绪是很重的。当时犹太人在奥地利政府部分甚至连普通职务都是不能担任的——而哈特曼他爸能做到驻德大使这么显赫的位置，想必在他的领域里是做到极致了才行。哈特曼的母亲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雕刻家。

所以哈特曼的童年教育是相当好的——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说他读书破万卷一点都不过分，他还相当喜欢音乐和艺术，后来更是熟练掌握了五国语言。大学时候学医，本科毕业后专攻精神医学——而且此人可能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非常有政治头脑，这有可能就是他后来从纽约精神分析老大做到全美国的老大，再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职位上做了接近7年，最后拿了IPA“终生荣誉主席”的原因。

我相信更能体现他政治手腕的一点是：他在做了老大以后，和安娜.弗洛伊德结盟，在美国牢牢树立了自我心理学的绝对正统地位，而且把在英国和安娜作对的克莱因斥为“异端”，死死地关在美国过门外，关了整整四十年。

克莱茵：看看我这忧郁的眼神，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学术菁英，知识菁英，还有政治菁英。而且他走到哪里都是菁英，一点悬念都没有。1934年他们全家就准备移民美国了，因为感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对嘛——结果没移成。你猜怎么没移成,是被弗洛伊德大爷生生给留下来的。弗洛伊德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很有才华，你就不要走了。你这样，你不走，大爷我亲自分析你，怎么样？要知道被大爷我分析过了以后，你可就是下一任精神分析教主了哦…….”

老佛爷：年轻人，我看好你哦...

当然这一段对话是我虚构的，但是大意我觉得也差不离吧。反正结果就是哈特曼没有走，在维也纳继续留了几年，在这几年里面他被弗洛伊德分析了个底朝天。而且当时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晚年专于理论研究，而且身患癌症，很少再做分析，也做不动了嘛。但是他此时却“开恩”分析年轻的哈特曼——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意味着他在找新鲜血液做继承人了。

后来的事情，其实和很多受纳粹迫害而出逃的犹太精英一样——1938年弗洛伊德带着全家老小跑路伦敦；看见自己的分析师跑了，哈特曼也赶紧跑，他先逃法国、再逃瑞士。1941年，全家抵达纽约。

二、知识分子，和他/她的祖国

可怜我整整一代德语心理学菁英，尽凋零。最终全都便宜了英语国家——直到今天德语国家的心理学依然重现不了二战前的辉煌——所以说你迫害知识分子，焚书坑儒，逞一时之愤，你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世纪都恢复不过来；你戕害自己土地上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那么你这个国家的创造力，一个世纪都回不过神来。

谈到这里，我有些伤感。为什么？因悲叹于我研究所的那些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们——他们大多数是犹太人，从业都在五六十年左右，也有几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母当初从欧洲逃难过来，颠沛流离不改初心，继续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助人、研究、创作，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他们在在这个新的国度，通过自己努力也依然是实打实的菁英。但是，每当犹太节日来临，每当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他们的脸上都会添上些许惆怅和伤感。

我的老师，接近九十岁的Peter, 就是在二战期间随父母一同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犹太人。他是UCLA的荣休教授，博闻强识，著作等身，也一直在诉说着自己童年时代的故事。

每次谈起故国，他们也都是既怀念，又感伤。很难想象，这些动不动就五六十年临床经验，五六万个小时临床时间，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内力极深厚的学者们，若依然留在欧洲，那么欧洲的心理学会是怎样一副光景——所以，我看没有“知识分子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这一说，知识分子到哪里都是一个国家的良心，倒是有很多国家不在乎、打压甚至碾碎自己的良心。以至于终究，让整个民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了思想，和心。

两年前，当川普宣布对非法移民执行骨肉分离的总统令时，我研究所的老头老太们拉着横幅就上街抗议去了，那种正义感，那种不妥协，那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的存在状态，实在让我感佩和崇敬。

我本人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者，乃称师范。”

所以真正被我视为老师的人，他/她不光要有知识，他/她还要能用自己的行为，甚至存在本身，去实践自己所宣扬的知识和理念。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把这称为内外一如，表里一致。

这是我从我的犹太老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大写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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