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个晚上，年轻女子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当她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突然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好几刀，她大声喊救命。

一个邻居从窗口大声警告，歹徒正欲逃走，却又返回将吉诺维斯击倒在地，并继续刺杀她。女孩一直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赶到了现场，但吉诺维斯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

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去观看这一暴力事件。

这篇报道在55年前的3月27日，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头版。凯蒂的弟弟比尔找到了一位电影制作者詹姆斯·所罗门（James Solomon），两人花费数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关于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的纪录片，名字叫做《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这则新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关于人性冷漠的热烈讨论，最终促进美国911报警电话诞生、《见义勇为法》（“Good Samaritan” laws）在50个州生效。这个犯罪事件也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中“旁观者效应”被引用最多的案例。

虽然，半个世纪后，凯文·库克的《凯蒂·吉诺维斯：改变美国的谋杀案，旁观者，犯罪案》和凯瑟琳·佩罗娜罗的《凯蒂·吉诺维斯：一个公开犯罪的真实叙述及其个人后果》重新审视了这个犯罪案件，并揭露了背后的隐情：

针对38个目击者对这个犯罪充耳不闻的指控是不实的。这个数据是警官迈克·墨菲和当时《纽约时报》编辑罗森索一起吃饭时，随口说出的数字，根本就没有那38位目击者，因为两次（只有两次，而非三次）追杀行凶的地点，都在比较晦暗而看不太见的街后角，也没有那么多有灯光的房间可以让人数得出一共有38位站在窗前的目击者。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充满了这样的矛盾与吊诡。我们对人性的阴暗总是不惮于给出最悲观的妄测，却也在这些对自己“原罪”的叹惋下，被鞭策着前行。

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

01.旁观者效应

凯蒂事件虽不属实，却不代表面对突发事件的旁观者效应不可能存在：

当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突发事件，而你又必须做出决定时，你却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经验。社会要求我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伸出援手，但通常的情况就像著名的吉诺维斯事件那样，我们没有这么去做。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样的事件太少，以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是因为人的本性本就是冷漠的？

02.实验研究

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哥伦比亚的比勃·拉特内（Bibb Latané）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就针对“旁观者行为”做了实验研究。

理论基础：

常识可能会告诉你：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

达利和拉特内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吉诺维斯的原因是存在一种被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即旁观者越多时，越容易出现这种想法——“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

达利和拉特内的实验：

达利和拉特内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等等。

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须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进行交谈。

这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参与研究的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

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

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信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

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

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他们从“内部通话系统”中听到的其他的声音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接下来到了最关键的部分，突发事件的设计——研究人员非常逼真地设计了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来自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对象”（他本来很正常，两轮过后癫痫发作，实际上是录音）：

达利和拉特内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

达利和拉特内测量了：

a. 三组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

b. 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

03.结果与讨论

结果分析：

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有显著变化：

而在所有最终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

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三分钟。

实验结论 ：

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一定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社会影响”心理学原理的作用。

同时，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人情冷漠是虚假的猜测。

如前所述，达利和拉特用“责任扩散”理论解释这种现象：

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

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时，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如果不提供帮助所带来的内疚和良心责备也更少一些。如果在突发事件中只有你一个人在场，那么你不提供帮助所要承担的后果要比有其他人在场时大得多。

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评价恐惧”的现象。

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你与一帮朋友在游泳，当你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你发现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你无法确定。正当你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因为担心自己出错、害怕过度反应的尴尬，你犹豫了整整30秒。

这样的经历教给我们一种错误的东西：帮助他人的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达利和拉特后续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助人行为可能面临5个阻碍，也就是可能在5个环节被阻断，包括：

1. 是否注意到事件发生？

2. 是否解释为需要帮助的情境？

3. 是否认为需要承担个人责任？

4. 是否决定将采取行动？

5. 实际上是否采取行动？

04.后续研究

1. 如前所述，我们常常因为害怕尴尬而犹豫不决；达利和拉特跟进了后续的研究表明，面对突发情况，即使在互相之间能沟通的情境下，越多人在场也导致越少人汇报突发情形。

2. 上述情形可能还与人的特点有关，一项实验综合考察了害羞人格测量等等，表明：一个害羞的人觉得提供帮助的压力更小（由于责任扩散），所以他（或她）其实有“理由”像其他旁观者一样避免提供帮助；反之，则由于害怕潜在的负面评价，更不可能提供帮助。（Karakashian et al.，2006）

3. 在捐款时，想象自己是群体一员的个体比想象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被试捐出更少的钱，而且感觉自己的个人责任更少。当我们作为群体一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立即把握机会，认为自己的个人责任变少。（Garcia et al.，2002）

事实上，有研究已经证明，当人们了解了旁观者效应后，他们会更乐意向危难中的人们伸出援手（Beaman et al.，1978）。关键在于，危急时刻，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提供了帮助或者一定会有人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

参考文献

[1] 摘选自《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基于论文：

Darley, J.M., & Latané, B.(1968).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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