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北农村，父亲在家排行老三，小时候过继给我爷爷。我爷爷有五个女儿，爸爸是爷爷唯一的儿子，我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小时候我比较受重视，因为比较受宠，所以从小自由地成长，思想上没有受太多约束。

我专业的发展以及人生经历有两个重大转折，第一个就是上大学。因为小时候受宠，所以贪玩，不用功学习，初中成绩不好被留级，我碍于面子不想再念书。后来我妈妈找到村里的熟人，他是学校教导主任，让我恢复上学，再上学后我就不得不好好学习，没想到成绩越来越好，顺利考入大学。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实现了家庭的梦想，这让我在以后的发展中少了一些功利性，更多地尊重自己的兴趣，多了一些好奇的空间。后来我考到北京医学院，这在湖北省是比较好的报考学校，这是我专业的第一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是走向心理治疗之路。刚到北京上学时，第一学期成绩还不错，有点儿骄傲，所以就不认真学习了。有一次，哲学课考试没及格，需要补考，要补考就不得不好好学习，结果没想到学习中发现哲学很有意思，对人的精神、意识和生命的本质、精神心理现象、灵异现象和特异功能都很好奇，于是看了大量的哲学和心理学书籍。那时候我还写过关于自己的梦的日记，大学还没毕业就写了4万多字对自己的探索——我是什么、我是谁、我的精神是什么。现在想起来，虽然很不成熟，也很幼稚，但对我启发很大。

我大学学的是医学专业，毕业的时候要全国统考，因为成绩很拔尖，所以有了更多的留校后选择专业学科的机会。由于对精神和心理特别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了比较冷门的精神科——一个不被别人看好的学科。

我的父母和家人很支持我，虽然他们并不理解也不太懂，但却给了我很自由的选择空间。择业之初有一些迷茫和冲突，因为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并且对它充满了希望，但上班以后的工作氛围都是生物学的。

住院部的病人都是重度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情感性精神病等，基本治疗手段以生物学为主，包括精神病药物、电休克以及胰岛素分泌治疗等，所以我们这些精神科医生更准确的头衔是“生物性神经科医生”。因此，只要会药物手段和物理手段就可以成为很好的精神科医生。所以当时有个玩笑，我们被叫做“盐酸氯丙嗪医生”，因为主要的抗精神病药物就是氯丙嗪。3个月就可以培养一个精神科主任医师，因为就那么几种病和药，思路很窄，所以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我当时觉得很冲突，因为这跟我的兴趣爱好差得比较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生物学基础，对我帮助也很大，尤其是让我深深认识到很多精神活动有它的物质基础。比如，精神分裂就跟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多巴胺功能的亢进有关。幻听是人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听觉体验，正常情况下，声音通过刺激耳蜗神经产生神经冲动传入大脑神经，听觉信息在神经细胞间传递的时候是通过神经递质多巴胺，有外界刺激进入多巴胺才能释放。多巴胺释放后下一个神经元才能接收到信息，但当多巴胺亢进的时候，尽管外界没有刺激，它也能释放这种物质，因此精神分裂症病人也能产生听觉体验，而通过药物治疗干预后，这种声音就会消失。所以我当时认为，我们的精神活动有它的物质基础。

又如，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关系妄想。有人咳嗽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能会有一点点联想——他是针对我的，相应的神经细胞只释放一点点化学物质；但在病理情况下，有人咳嗽时其相应的神经细胞释放的神经介质会很多，患者就坚信咳嗽是在映射自己。这个过程实际上有它的物质基础。

再有，抑郁症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虽然现在抑郁症按现象学来分，但最后还是走向病因学分类），内源性抑郁症来自脑中神经情绪中枢的神经介质变化。现在研究表明，抑郁症跟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两个神经递质功能低下有关，无论是否有外在诱因都会出现情绪低落、抑郁等相关症状和体验。

有一个30多岁的女病人严重抑郁，甚至抑郁到想死，觉得生活了无生趣，活着就是受罪，到门诊后我跟她说：“既然你想死，那么在死之前给药物一点机会，先吃点药试试。”结果半个月后她来复查时就不再想死。这个个案没有做心理治疗，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没有改变，只是通过药物干预，她的内在精神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使我不禁思考：我们的精神活动，即情绪、认知和观点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1984年我本科毕业后，夏威夷大学的华人曾文星教授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交流，除了文化和精神病学工作坊外，他还办过心理治疗工作坊，这使我感到很兴奋。我们的老前辈许又新教授对神经症及其心理治疗非常有造诣，我的专业发展受到他很多影响，那时我们学生跟着坐门诊，许老师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当时，他的课最受我们年轻医生的欢迎。

后来我决定考研究生，选择的是跟心理学关系比较大的社会精神病学，选择的课题是创伤应激后临床特点和生物学改变，做免疫系统的评估与测量。当时我的导师陈昌慧教授很支持我，允许我在门诊给病人做心理治疗。在医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学生很多，于是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心理卫生协会，人数高达 800人，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学校社团。同时，我们本院的青年医生还组织了自己的沙龙、读书会、案例讨论小组等，都以心理学方向为主。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晋升为主治医师，可以独立出门诊，这时才开始大量做心理治疗。门诊可以接触大量神经症、适应障碍、人格障碍等患者。当时我没有接受多少系统的培训，只参加过短期的工作坊，跟曾文星教授和许又新教授等前辈学习，看一些哲学和心理学书籍，摸索着做个案。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没有太多的理论倾向，也没有国外科班的心理治疗培训，仅凭着一些哲学、心理学知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自己的思考和假设，这为我后来形成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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