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 8 月 23 日，一起震惊世界的银行抢劫案在斯德哥尔摩发生。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与 Clark，在企图抢劫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最终放弃。劫持事件持续了六天之久，人质的生命安全一直在绑匪的威胁之下，但绑匪偶尔表现出的“仁慈”一面，却让人质的心理产生了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四名遭挟持的银行职员，非但不痛恨绑匪，拒绝出庭指控，甚至有人还为绑匪筹措律师费。

更出人意料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 其中一名劫匪，在其服刑期间与之订婚。他们感激绑匪没有伤害他们，甚至还流露出怜悯之情，对警方反而持敌对的态度。

“匪夷所思”，确实，随后这个现象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强烈的研究兴趣。由此，这个现象的专业名称出现：斯德哥尔摩效应，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是指是指在犯罪行为中受害一方对加害一方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一方的心理情结。

其实仔细想想，社会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从前两年愈演愈烈的“PUA”骗局；家庭暴力；校园欺凌；创伤后应激等等，都与这个心理学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1、斯德哥尔摩效应如何发生

有四个基础条件：

Ø  加害者对身体或心理生存的威胁；

Ø  认为加害者对受害人有轻微的善意；

Ø  与加害者以外的人隔离；

Ø  这种突发状况不可避免。

2、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有人认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可能是人性中对强权及暴力的恐惧、屈服甚至崇拜，导致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产生。

还有人认为这是认知失调的后果，当人们面临处于矛盾状态的两套不同的认知元素时，就会感到非常不适。当这种“认知失调”的状况产生时， 人们会本能地设法淡化这种失调的体验。包括改变行为、态度或者引进新的态度观点。

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洗脑”。比如“所有的男人都打他们的妻子”、“你应该跟我在一起，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等荒唐的言论，受害者不得不承认这些来免除接下来可能遭受的事情。

最后就是一种“强依赖关系”，受害者的关系与加害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无论受害者遭受到什么对待，在其看来都是“自己（家）/我们”的事情，这种群体范畴化就会统一两人的战线，“一致对外”的战线。

当然，这种效应也有其易感的人群，我们认为，依赖心理较强、缺乏安全感的人，在既定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如果还要追溯，可能就要进一步探讨其婴儿时期的依恋关系了。

本文编译，原文链接：

Cantor, C., & Price, J. (2007). Traumatic entrapment, appeasement and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f hostage reactions, domestic abuse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1(5), 377–384. https://doi.org/10.1-080/0004867070126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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