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这么久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和小编一样怀念过年时候能在家吃吃喝喝,安心睡觉的日子呢?相信很多离家很久的“社畜”和“学畜”们应该也开始期待下一个节日能回味下过年的舒适了。而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孩子过节回家的热(nao)闹(xin)了。
然而,打开日历一看,原来下个节日是“清明”,心里难免沉重了一些,这是一个和中元节一样“纪念逝者”的节日,它不由地让我想到丧失(loss)和哀伤(Grief)。
小编自己有幸在即将奔三的年纪还没有过强烈的哀伤经历,但是作为一位从小到大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自己也很难想象有一天爷爷奶奶其中一个离我而去时的感受……虽然自己小时候看过很多白事(追悼会),因为那里会有烟花和表演;虽然小时候经常嚷着一些熟悉的“爷爷奶奶”面孔,现在也有很多再也见不不到。
过年在陪爷爷奶奶吃饭聊天的时候,奶奶不经意地提了一句:“你还记得肖奶奶吗?就是小时候经常给你各种零食,住在我们对楼的”
我说:“嗯,我记得!”
“唉!她前几天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其实这样事在我们这个“老人村”里很常见的,每隔一段时间来看望爷爷奶奶,都会有其他的老人悄悄地离开我们:
“同一楼层的肖爷爷是我记事以来第一个离世熟悉的人,经常到他家门口找他教我下棋,最后在追悼会上看到他时感觉他睡着了一样。”“聂老师是我们的体育和美术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一直都是阳光开朗的模样,直到我在他爸爸追悼会上看着抽泣地读完对父亲的信。”“刘爷爷周末都会很早来广场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他觉得我不传球因此不喜欢和我一组,直到很久没看到他来打球时,才是知道他已经离世了。”
印象里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帮我挡棍子的夏奶奶、帮我过算命的王爷爷还有喜欢小狗的李奶奶……好像自己活了二十多年已经经历了挺多熟悉的人离开了,而对于爷爷奶奶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朋友,回想起这些他们的心情应该会更沉重吧!
在我们的文化里,讨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但听到奶奶的一声叹息,我其实也很想问他们:“您俩老对死亡会感到害怕吗”?
我不知道她们会回答什么,也许这个疑问也是现在的自己内心对哀伤的恐惧,那么哀伤又是什么呢?
1、哀伤的反应
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哀伤本身谈起
哀伤(Grief)是指丧亲者一种失去挚爱之人的反应和过程(Drenth et al.,2010),它会影响到丧亲者的情感、认知、社交、生理健康等多个方面:
情感上可能会有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有时会感觉孤独和愤怒;
认知上可能会缺乏安全感,或是对人失去信任,产生自责和自卑的想法;
行为上可能会有泪流不止,反应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和与社会脱离的现象;
生理上可能会有睡眠及肠胃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刘新宪,2020)。
哀伤是由丧失(loss)引起的特殊反应,它是“丧失的孩子”,广义上包括了象征性丧失(Symbolic Loss),例如失恋、失业和退休时的社会角色解体等非死亡情况,而在狭义上只是指丧亲——所爱之人的死亡。
哀伤也是个“大家庭”,它有许多“兄弟姐妹”。急性哀伤(Acute grief)通常是发生在丧亲事件的初期,丧亲者会有剧烈的哀伤反应。整合性哀伤(Integrated grief)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它把哀伤整合进自己的生活中,能够接受现实,安置好逝者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并建立起新的生命意义。而相反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就称为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多指剧痛性的急性哀伤长期不能得到缓解,并出现生理、生活、社交、工作能力等损伤。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
同时还有预期性哀伤(Anticipatory grief)和象征性哀伤(Symbolic grief)。前一个概念是指一种有心理准备的哀伤,它会出现在两种人身上:一种是预期亲人即将离世的哀伤,另外一种是濒临死亡者对自己即将死亡的哀伤。而后一个概念对应象征性丧失,适用于非死亡的情况,不良的转变会造成适应障碍(Ajustment disorder)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特殊哀伤成员——创伤性哀伤(traumatic grief),它是哀伤和创伤两种反应的交互结果。这种哀伤情况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丧失自己所爱的人,另一个是丧失事件有创伤的特征。多是产生于非自然意外的死亡、自然灾害死亡以及对死亡事件有亲身经历。
他们是患多种病风险最高的,哀伤的痛苦体验也是最复杂的,因为它既有创伤反应带来的恐惧和焦虑,也会有哀伤带来某种悲伤和“温暖”,这种感受的共振很容易让他们患延迟哀伤障碍。因此他们的表现也是最多的,有的以哀伤反应为主,有的以创伤反应为主,核心的表现是自责和愤怒。
注:图摘自于哀伤疗愈家园(www.aishang61.com)
2、哀伤的过程
正常哀伤(Normal grief)是指丧亲者从急性哀伤经过适应过渡到整合性哀伤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大约有90%的人都可以平安度过,还有10%则会进入延长哀伤障碍(Li & Prigerson,2016)。
哀伤的两种过程;注:图摘自于哀伤疗愈家园(www.aishang61.com)
哀伤的具体反应是没有固定的阶段,对于每个人来说,哀伤反应都是独特的,有的人会泪流满面,有的人会非常愤怒,而有的人则会去逃避和否认。
比较有名的哀伤阶段流派观点是“五阶段”理论,它认为每个人的哀伤会经过“否认”、“怀念”、“愤怒”、“压抑”和“接受”,这个观点是从癌症病人的观察中得到的,推广到普通人的哀伤中。但是通过实证研究,许多学者发现哀伤反应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并不存在任何的阶段性。因此研究学者大部分比较支持哀伤意义流派的观点,即哀伤反应程度与否取决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已经发生的事情,如何带着伤痕在生活中找到新的意义(Jason & Robert,2010)。
那么哀伤反应又会不会消失呢?大多数的研究学者认为哀伤反应是不会消失的而只能适应(刘新宪,2020),大多数人提到自己逝去的亲人无论多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哀伤反应,只要生前是有感情的。因此研究学者们用了一个略微浪漫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持续性联结(continuting bond),它指丧亲者在内心会保持与逝者生前的联系,意义派学者认为保持这种与逝者的联系是一种对哀伤反应的适应,但是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这个观点,发现拥有高持续性联结的丧亲者会有更强的抑郁水平和哀伤反应,这使得他们更加难以适应哀伤(Stroebe et al.,2012)。
小编认为那些对于逝者保持强烈联系的丧亲者,他们内心其实是对逝者有着强烈的爱,这份强烈的爱让他们迟迟无法对逝者放手,无法接受他们不在的事实。当然,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急性哀伤期间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长期出现,对于个体的生活功能和健康状况还是会产生损害,需要积极地求助和治疗。
3、哀伤的适应
哀伤反应适应的关键在于应对反应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情绪上过度强烈,生理上过度消耗和一些关于死者无法控制的回忆。其实面对哀伤,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我们哀伤是因为我们内心充满了对逝者的爱,因此我们需要表达而不是逃避,对于哀伤,我们自己首先要接纳和认可它。
哀悼(Mourning)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情境,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它是丧亲者用某种方式来怀念和纪念逝者,小到一个普通的追悼会,大到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和节日。这种方式每种文化下都会有,它是一种很好的告别仪式。
如果哀伤给我们带来一些痛苦的感受和一些不可控制的回忆的时候,可以听下来好好感受一番,同时配合正念或冥想辅助调节,它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另外我们也需要保证自己生理上的健康,身体的健康会影响自己的心理状态,所以适当的运动、一定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饮食对自己一定是有益的。
最后我们需要明白自己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支持的,可以向一些相处舒服、值得信任的人诉说,不要拒绝朋友亲人的关心和爱。或者与一些“同命人”(有和自己类似经历的人)相互支持。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4、未来展望
谈到“死亡”和“哀伤”,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会非常忌讳它们,就像我也很难向我的爷爷奶奶问出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每个人不得不去面对的课题 。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大概有9千万的丧亲者产生。据哀伤治疗师刘新宪回忆,自己在2017年的某一线城市的图书馆内的心理学类书籍一栏,找不到一本关于哀伤类的书籍,国内相关的文献也很少,而在加州的一个小镇上,哀伤心理类书籍会占到1/3左右。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患延迟性哀伤的丧亲者达到了14%(Li& Prigerson,2016),高于国际平均水平10%(Kersting et all.,2011)。因此对这一块知识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实践中。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最初想问两老的问题,仔细品味一番后,心想无论是什么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都会告诉她们:“我会陪着你们!”这也许便是“哀伤”想要告诉你的吧:生命最终的意义不是要在这世上大放异彩,而是在这人间去经历爱!
摘自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
参考资料:
[1] Drenth,C. M., Herbst, A. G., & Strydom,H. (2010). A complicated grief intervention model. Health SA Gesondheid (Online), 15(1), 1-8.
[2] 刘新宪. (2020). 哀伤疗愈Grief Healing.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3] Li, J., & Prigerson, H. G. (2016). Assessment and associated features o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among Chinese bereaved individual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66, 9–16.
[4] Stroebe, A. G., Stroebe, W., & Schut, H. (2012). Continuing bonds i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 Impact of abrupt versus gradual separ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2), 255–266.
[5] Jason, M. H., & Robert, A. N. (2010). An examination of stage theory of grief among individuals bereaved by natual and violent causes: An meaning-oriented contribution.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61(2), 103-120.
[6] Kersting, A., Brähler, E., Glaesmer, H., & Wagner, B. (2011). Prevalence of complicated grief in a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based sampl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31, 33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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