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CLASS数据集看中国老人的社会参与现状》一文中，我们比较了老人们参与各类活动的热度，分析了哪些老人最爱参加社会活动以及不参加的原因。本文将继续分析社会参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抑郁、孤独）和社会适应的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收集了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的数据。

CLASS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法，对全国范围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关注领域有基本信息、健康和相关服务、社会经济状况、养老规划、社会网络和参与、认知能力、老化态度、家庭情况等，在2018年的调查中收集样本11419行。

受访者在问卷中回答了在过去一年里以下七个服务型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

（1）社区治安巡逻；

（2）照料其他老人（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

（3）环境卫生保护；

（4）调解纠纷；

（5）陪同聊天；

（6）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

（7）帮助照看其他人家的小孩；

和以下非服务型社会活动：

（1）宗教活动；

（2）参加老年大学或者培训课程；

（3）打麻将/下棋/打牌等；

（4）广场舞。

为进一步探究参加服务型活动和参加非服务型活动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孤独和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我们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模型的解释力和活动参与类型的偏回归系数。

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在第一层加入老人的基本特征变量，如性别（男 = 0，女 = 1）、年龄、受教育水平、居住地（城镇 = 0，农村 = 1）、健康状况作为协变量控制，在第二层加入活动参与类型（服务型活动：参与 = 1，不参与 = 0；非服务型活动：参与 = 1，不参与 = 0）作为预测变量，在第三层加入服务型活动和非服务型活动的交互项（二者都参加 = 1，否则 = 0）。

抑郁

调查问卷使用了CES-D老年版（9题，Silverstein, Cong, & Li, 2006）测量受访者的抑郁症状（9~27），总样本平均值为15.71±3.09，Cronbach’s α = 0.634。

我们发现（见图 15），除宗教活动的参与者（16.09±2.97）外，其他活动的参与者的抑郁症状评分皆低于总样本平均值（15.71），即参与社会活动（除宗教活动外）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更低。其中，广场舞（14.84±3.28）、社区治安巡逻（15.04±3.21）和环境卫生保护（15.13±3.17）的参与者抑郁水平最低。

对于不同的社会活动参与类型（见图 16），抑郁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为：不参加活动 > 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 > 只参加服务型活动 > 既参加服务活动也参加非服务型活动。由独立样本t检验得，有参与活动的老人抑郁症状水平显著低于不参加活动的老人，Δdep = 0.84，t(9630.095) = 13.628，p < 0.001（双侧）；只参加服务型活动的老人与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的老人在抑郁症状水平上无显著差异，Δdep = 0.01，t(4445) = 0.136，p = 0.892（双侧）。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活动和同时参加两种活动皆显著影响抑郁症状水平。其中，参与服务型活动和非服务型活动皆能显著降低老人的抑郁水平；同时参加两类活动会额外降低老人的抑郁水平。

孤独

调查问卷使用了UCLA孤独量表简版（3题，Russell, Peplau, & Ferguson, 1978）测量受访者的孤独水平（3~9），总样本平均值为4.51±1.60，Cronbach’s α = 0.767。

我们发现（见图 17），调查问卷提及的11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报告的孤独水平皆低于总样本的平均值（4.51）。其中，报告孤独水平最低的三项活动是：老年大学或培训课程（4.11±1.37）、广场舞（4.16±1.46）和打麻将/下棋/打牌等（4.28±1.55）。

对于不同的社会活动参与类型（见图 18），孤独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为：不参加活动 > 只参加服务型活动 > 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 > 既参加服务活动也参加非服务型活动。由独立样本t检验得，有参与活动的老人孤独水平显著低于不参加活动的老人，Δlon = 0.44，t(9223.679) = 13.719，p < 0.001（双侧）；只参加服务型活动的老人与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的老人在孤独水平上的差异边缘显著，Δlon = 0.10，t(4556) = 1.943，p = 0.052（双侧）。这说明参与非服务型活动或许比参加服务型活动更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症状。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活动和同时参加两种活动皆显著影响孤独水平。其中，参与服务型活动和非服务型活动皆能显著降低老人的孤独水平；但是，同时参加两类活动并不能额外降低老人的孤独水平。

社会适应

调查问卷使用了一套关于老人对身份转变、人际交往和社会变化的适应水平的量表（8题）测量受访者的社会适应水平（8~40），总样本平均值为24.28±4.25，Cronbach’s α = 0.549。

我们发现（见图 19），除照料其他老人（24.28±4.21）、陪同聊天（23.50±4.77）、志愿服务（24.18±4.34）和照看其他人家的小孩（24.01±4.44）的参与者报告的社会适应水平不高于总样本的平均值（24.28），其他活动的参与者的社会适应水平皆高于总样本的平均值。其中，社会适应水平最高的老人参与的三项活动为：老年大学或培训课程（26.29±4.16）、广场舞（25.52±4.94）和宗教活动（24.93±4.33）。

对于不同的社会活动参与类型（见图 20），社会适应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为： 既参加服务活动也参加非服务型活动 > 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 > 不参加活动 > 只参加服务型活动。由独立样本t检验得，有参与活动的老人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不参加活动的老人，Δsa = 0.33，t(9932.774) = 4.066，p < 0.001（双侧）；只参加服务型活动的老人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只参加非服务型活动的老人，Δsa = 0.89，t(4229) = 7.346，p < 0.001（双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只参加服务型活动的老人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低于不参加活动者，Δsa = 0.78，t(3007.707) = 7.005，p < 0.001（双侧）；这反映出想要了解参加服务型活动对老人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例如从参加服务型活动的老年人的自身特征的角度分析。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活动显著影响社会适应水平，同时参加两种活动未显著影响社会适应水平。其中，参与服务型活动显著降低老人的社会适应水平；参与非服务型活动显著提高老人的社会适应水平；同时参加两类活动不会额外影响老人的社会适应水平。由此，老年群体服务型参与的具体影响结果还需要从参与动机、过程体验和影响机制等着手进一步研究。

参考资料：

[1] Russell, D., Peplau, L. A., & Ferguson, M. L. (1978).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lonel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2, 290–294.

[2] Silverstein, M., Cong, Z., & Li, S. (200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Gerontology, 61(5), S256–S266.

[3]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http://class.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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