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共情，想必大多数人对这个词并不陌生。随着心理学知识的科普，以及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度开始提升，共情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人需要，人人推崇的美好品质和能力。

我们能够想象，一位拥有极强共情能力的人是温暖的，因为TA懂得倾听，安慰，理解，善于看到我们内心的需求。而也正是因为共情有如此美好的治愈能力，我们似乎在所有的人际交往讨论中都能看到“共情”的字眼，似乎它就是解决一切人际问题与道德难题的核心思路。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每个人都能多多共情，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更美好吗？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带大家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共情。

01.什么是共情？

在我们正式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来回顾一下共情的知识点。共情（Empathy），也称为同理心，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的情感能力。共情归功于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帮助我们在的脑海中模拟所观察到他人的行为，情感，以及体验。

共情还被细分为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前者是指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和体验，后者则是侧重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认知。共情渗透在我们与他人互动中的每个瞬间，例如，我们看到他人的手划破后会想象疼痛，看到他人打哈欠后也会跟着打哈欠，我们对他人行为所作出的这种共情的反应通常都是下意识的，因此，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备一定的共情的能力。

然而，共情就像我们人类的每个特质与能力一样，它不是万能的，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弊端。

02.共情的能力是有限的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共情也是一种资源，它就像聚光灯一样，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少部分人的情感，认知，以及体验进行共情。 有研究表明，我们更倾向于和关系更亲密、拥有相似经历、更具有吸引力、以及更脆弱的人产生共情。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网络上充斥着很多反对留学生回国的不友好言论，这些言论虽然很极端，但是发声者这样做的初衷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国内的抗疫成果，毕竟他们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国家在抗疫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艰辛与苦难，不希望留学生的入境再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负担与难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拥有相同处境的人们产生共情，却忽视了对遥远一方的关注和理解。

03.共情同样带有主观偏见

共情虽然是一种本能且迅速的生理反应，但是它会受我们个人的信仰、期待、动机、评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Decety et al. (2010)在研究中安排两组被试观看一条有关于艾滋病人的视频，研究者们告诉其中一组的被试者，视频中的病人是由于吸毒患病，与此同时，他们告诉另一组被试者，视频中人是通过血液传播而患病。在视频观看结束后，研究者测量了每一位被试对艾滋病人的共情程度。

结果表明，被告知病人是由于吸毒患病的被试者所展现出的共情能力明显比另一组低，他们更倾向去责备这些病人，认为这些病人是自取其果。因此，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共情是十分主观的，它会随着我们对于他人经历的理解和评判产生变化。

04.共情也会办坏事

当我们在做重要决策时，对部分人产生共情势必会对没有被共情到的一方带来不公平的对待。

Baton et al. (1995）在一项研究中安排所有的被试听一段身患绝症的小女孩的独白录音。小女孩目前虽然得到了慈善机构的资助，但是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她一直被排在候补名单上，无法接受治疗。在这段录音中，小女孩真诚地诉说着她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当所有的被试听完录音后，他们将有权利决定这位小女孩的名字是否会被移到候补名单的最前端，这意味着她能否尽快接受治疗。

研究人员告诉第一组被试，尽可能地在客观的角度上去做决定，因为候补名单上都是像小女孩一样身陷病痛，等待治疗的可怜孩子。研究人员告诉另一组被试者，尽可能地站在主观的角度上去做决定，鼓励他们对小女孩的处境进行共情。最终结果表明，被鼓励共情的那组被试更倾向于将小女孩排在候补名单最前端，即使他们知道这样做会为其他等待的孩子带来不公。

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明白，单纯靠共情所出的决策是不理智且不公平的，因为我们会急于想要减缓他人的痛苦而忘记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这也就能回答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共情并不等于道德和善良，假如每个人都能做到与他人多多共情，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变得更美好，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05.共情为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

既然共情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那么它总能给人际关系带来好处吧？为了更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以最擅长使用共情能力的心理咨询师为例。

在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们会运用共情来有效地理解和倾听来访者，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咨访关系。但是长期运用这样的技能，将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在每位来访者的烦恼和苦难之中，咨询师们也比一般人更很容易体验到职业倦怠（Burnout），甚至会患有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因此，咨询师们通常都被鼓励要自我关怀，定期与督导会面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从此类对共情运用非常充分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共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的帮助了被共情者，却也在无形中牺牲了共情者健康的心理状态。

类似的互动模式也常见于我们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当一方的共情能力高于另一方，那TA势必会在关系中做出适当的让步或牺牲。研究表明，在人际关系中，女性通常比男性拥有更高的共情能力，与此同时，她们也更容易拥有绝对共存的能力（Unmitigated Communion），这通常是指过度在乎他人，并将他人的需求置于自身需求之上。这种能力虽然突显出非常美好的利他精神，但是对于任何一种本应平等的人际关系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最后想要告诉大家，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批判共情，而是为了鼓励大家以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共情这项被“美化”的能力。

共情无疑是美好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更生动地理解和感知他人，从而建立和稳固起良好的社交关系。它还能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总是以个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也要对他人的视角、观点、以及情感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适当的共情是需要被鼓励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了解自己和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共情的局限性，勇于跳出它的陷阱，在生活中做出更智慧的选择。

参考文献

Batson, C. D., Klein, T. R., Highberger, L., & Shaw, L. L. (1995). Immorality from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When compassion and justice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6), 1042.

Bloom, P. (2017). 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 Random House.

Courtois, Christine A. (1993).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of the therapist". NCP Clinical Newsletter. 3 (2).

Decety, J., Echols, S., & Correll, J. (2010). The blame game: the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stigma on empathy for pai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5), 985-997.

Di Pellegrino, G., Fadiga, L., Fogassi, L., Gallese, V., & Rizzolatti, G. (1992). Understanding motor events: a neurophysiological stud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91(1), 176-180.

Helgeson, V. S., & Fritz, H. L. (1999). Unmitigated agency and unmitigated communion: Distinctions from agency and commun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3(2), 13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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