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7日，加州大学研究生Poddar刺杀了其前女友Tarasoff，被判处二级谋杀罪。Tarasoff的家人及律师在整理Poddar的资料时发现，Poddar曾经向他的咨询师透露过自己的杀人意图，然而咨询师却没有采取直接的方式警告Tarasoff。因而他们以间接造成了Tarasoff的死亡为由，把Poddar的心理咨询师告上了法庭。

1974年Tarasoff一案后，美国法庭确立了“心理咨询师有义务警告潜在的受害者”的原则。

然而在1996年另一起案件中， 受害者的家属Jaffee却以此为由向凶手Redmond的咨询师施压，希望获得咨询记录以证明Redmond的杀人动机，并威胁要将其告上法庭。

咨询师是否应该因为某些特殊情况而违反咨询伦理（尤其是保密原则）呢？

这个问题困扰着几代的心理咨询师们。

1、伦理派：严格遵守咨询伦理才能保护来访者

对于Tarasoff一案的判决，APA主席Bersoff认为那是“错误的法律和糟糕的社会政策”，他坚决反对在那些危急时刻违反咨询伦理。

当然，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咨询师应该纵容有杀人意图的来访者去犯罪，而是他认为，即使我们破坏了咨询伦理也无法改变Tarasoff被杀的结局。

实际上，在Tarasoff一案中，咨询师曾经向警察申请了对于Poddar的拘捕，然而在Poddar被释放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我们要知道，这个决定是法官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心理咨询师做出的决定。如果当时（Poddar的）心理咨询师严格地遵守保密原则，不去破坏与Poddar的咨询关系，那么或许他能够说服Poddar放下杀人的念头，这样Tarasoff就不会死。”Bersoff这样说道。

那么为什么Bersoff如此的看重保密原则？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回到保密原则设立的初衷。

保密原则的设置，是为了让来访者可以在分享与治疗有关的经历的同时，不用担心隐私受到侵犯。

心理咨询与其他的社会关系不同，其处于一种矛盾的情感两边：一方面，来访者与咨询师是完全的陌生人，对彼此的性格和人品互不了解；而在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治疗效果，来访者又不得不向咨询师袒露心声，谈论那些即使是亲人都不曾知晓的过往。

这种关系使得来访者对于咨询师既警惕又依赖。

然而，如果缺少保密原则的设置，那么来访者就无法完全的信任咨询师，因而阻碍了治疗进展。

通过设置保密原则，通过将来访者对于规则和职业伦理的信任，嫁接到对于咨询师本人的信任上，进而加速了治疗联盟的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密原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治疗联盟的形成。因而，任何打破保密原则的行为，都必然会破坏治疗联盟。

可是，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打破保密原则吗？

Bersoff认为，违反保密原则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即使是面临着严峻的暴力威胁，咨询师仍然应该努力劝说来访者自愿进行住院治疗，或服用抑制性的药物。

2、道德派：超越伦理去实现更高的道德目标

对于Bersoff的论述，另外一些咨询师则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Bersoff在看待问题的方式有些狭隘了。

Bersoff努力维持保密原则的原因是在于维持一个良好的治疗联盟，并以此感召Poddar，让其放弃杀人。

然而，这一原因本身就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Bersoff在考虑咨询师与Poddar的关系时，并没有将Tarasoff考虑在内。

第二， Bersoff的关注点在于如何不犯任何错误，然而实际上是否犯错并不是由咨询师自身所决定的。

针对这两点，Klein提出，咨询师在面对诸如Tarasoff案的伦理困境时，应当以一种超越伦理本身的视角去看待事情。这种视角被称为“积极道德的实践”。

“积极道德的实践”旨在改变咨询师对于道德伦理的认识，从消极地避免错误的伦理观念，转变为积极地发现资源的伦理观念。

针对Tarasoff一案，“积极道德的实践”或许可以提供以下的见解： 

1.咨询师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应当充分的考虑潜在的参与者。

在一段治疗联盟中，那些潜在参与者可能并不在场，甚至我们只能够通过来访者的只言片语了解到他们，但是在来访者那里他们却是其行为的对象。

通过将更多的潜在参与者纳入决策中，咨询师站在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去关心咨询室以外的群体的福祉，并考虑到更多可能的严重情况。

对于Tarasoff一案，如果咨询师考虑到当时Tarasoff的生命安全，可能会更加果断地对Poddar进行限制。

2.咨询师应该承认自己总是会犯错，但是更重要的是犯“正确”的错。

正如第一点所提到的，咨询师应当考虑更广泛的影响，并考察其中最严重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由于咨访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无权对另外一方进行控制，因而，咨询师应该知道他们无法避免那些最严重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对比各种错误的后果，相对较轻的那些错误就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错误，因为我们犯下他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故意犯错，而是因为我们要避免犯下更大的错。

往往有两类错误总会是相对严重的：一种是侵犯他人基本人权的错误，另一种是一旦犯下就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Tarasoff一案中，显然Poddar杀死Tarasoff即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同时又无法挽回，因而这种可能性应该被首先禁止。

“当咨询师面临伦理困境时，他们理应服从更大的道德原则，”Klein说，“这就像你在城里开出租车，如果有一条马路堵车了，你所做的不是在那里等着，而是绕路去你的目的地。”

3、咨询室里的困境 | 骑在伦理的围栏上

毫无疑问，不论是Bersoff还是Klein都为他们的做法给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

但是这些答案是否能够指导我们的咨询师，又是另外一回事。

正如《重访Tarasoff》中所提出的那样：“实际上，咨询师并不知道如何评估来访者的暴力倾向，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无法决定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决定要不要报警。”

如果一个来访者说：“我今天要回家‘好好奖励’一下我的妻子”，你能够分清他是形容夫妻间的亲密举动，还是在描述他的“家暴倾向”吗？

而在当下，当咨询伦理碰撞到人情世故，以及来访者的社会关系，事情的利弊就变得更加难以权衡。

“如果我的来访者要求请我吃饭，先跟我发展私人关系，我知道我不应该接受。可是不接受又会使得两个人变生疏，影响到治疗联盟。”

“如果我的来访者坦白他有HIV，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他的女朋友，我应不应该告诉他的女朋友，应不应该写进我的咨询报告中？”

“有学生在咨询中告诉我他在一次重大的考试上作弊，拿到了奖学金，我应不应该告诉他的辅导员，撤销他的奖学金？”

“有学生控诉她的导师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我是否应该通知学校的有关部门，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面对这些情景，咨询师更多的是无奈。我们无法坐上时光机，看到未来的样子，所以只好被丢在此时此刻，陷入一种无尽的纠结。

 一项针对咨询师，来访者以及大众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咨询师是否遵守了咨询伦理”这一问题上，来访者与大众往往与咨询师本身的看法不同。

在涉及保密原则的情境下，当咨询师自认为没有触犯到保密原则时，来访者和大众往往认为他们触犯了；而在涉及性接触的情境下，来访者和大众的标准又往往比咨询师更加宽松。

简言之，即使咨询师自认为遵守了咨询伦理，仍然可能受到来访者以及大众的批评。

“如果当时……，事情会不会不同？“每当经历过伦理困境后，咨询师们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每个骑在伦理的围栏上的咨询师都想要守护那一份美好，但是可能拼尽所能，也只能做出一个不太糟糕的选择。

今年 psychotherapy.net 推出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法律和伦理议题》（2020修订版），与其说是咨询师必学课，不如说是一门咨询师的关怀课。

因为这门课程是从几十年前，前辈们在咨询中所遇到的难题、所走过的弯路讲起的，这些困境的核心本质上是相似的。

作为心理健康从业人员，在法律和伦理之间可能只有一条很窄的界线，很多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Ref：

Knapp, S. J., Gottlieb, M. C., & Handelsman, M. M. (2015). Introduction: Problems,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In S. J. Knapp, M. C. Gottlieb, & M. M. Handelsman, Ethical dilemmas in psychotherapy: Positive approaches to decision making (p. 3–1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4670-001

Vyskocilova, J., & Prasko, J. (2013). Ethical questions and dilemmas in psychotherapy. 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 Rediviva, 55(1-2), 4-11.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media-spotlight/201407/revisiting-tarasoff

https://www.apa.org/about/offices/ogc/amicus/ja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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