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高考,本应是承载着千万名考生无数希望的日子。
然而对于江华二中的18岁高三考生陈薇薇而言,却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了......
7月7日,陈薇薇妈妈发文缅怀女儿:
“女儿今天是高考日,你苦读了十一年却没能如愿参加高考,生前是妈妈的希望,走后是妈妈的骄傲!儿来一程,母念一生。”
原来,早2019年8月9日,陈薇薇就被检查出患伯基特淋巴瘤晚期。
懂事的她曾想多次放弃治疗,但在父母、朋友、老师的陪伴和鼓励下,她才决心继续与病魔抗争。
不幸的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她做了最坏的打算:
“妈妈,我要是真的不行了,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
此外,她还想将她的部分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即便我不在了,我身体的某个部分还在‘活着’发挥作用,这样我也不算离开这个人世了”。
因为她觉得“淋巴瘤”比较复杂,这样的身体可能会有研究价值,自己已经深受病痛折磨,不希望其他家庭也承受同样的痛苦。
这个犹如天使般微微绽放的生命之花,就在5月14日,在妈妈的怀里离开了这个世界。
5月15日凌晨,薇薇妈妈颤抖着在女儿的遗体捐赠单上按下了手印。
随后,陈薇薇的遗体便运往了永州职业技术学校医学院。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薇薇的离开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延续。
死亡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氛围里,通常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但却是每个人毕生都会经历的。
2013年,纪录片《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以最平淡的视角,记录了最伟大的凡人。
犹如一颗从天而降的催泪弹,触碰着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柔弱的地方。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一对普通的台湾夫妻:林惠宗和徐玉娥。
早在1992年,游泳教练林惠宗和妻子徐玉娥就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书,
直到妻子2012年病逝后,林惠宗遵照妻子的遗愿,将她的遗体捐赠给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做“大体老师”。
什么是“大体老师”?
起初听到“大体老师”的时候,本以为是医学解剖课程的授课教师,了解后才知道是去世以后才能成为的老师。
在台湾,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为解剖课程教材所使用的逝者,被尊称为“大体老师”(也称作“无语良师”)。
他们以无言来授课,以肉身为教材,教会了千万医学者救死扶伤的真谛。
遗体送到医学院时,需要先进行防腐处理,将尸体在福尔马林中浸泡一年后,再放到冷藏柜冷冻等待具体的教学安排。
所以,大体老师一般最快也要经历两年才会被送上解剖台。
正是这两年多的时间,拉长了林先生与妻子的告别时间。林先生每隔一两个月都会从嘉义开车250多公里到台北看望妻子。
“思念的心情还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林先生在一次拍摄时说道。
对他来说,在风雪之中,能够陪伴至亲,已是幸运。
林先生总喜欢轻声温柔地叫着老婆,跟妻子分享家里的日常琐事。
关于女儿林玉汝:“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平日里,林先生和儿女并没有什么交流,都是各自忙碌,“互不打扰”。就连女儿有事与父亲商量,都会通过写信的方式传达。
在妻子去世前,一直希望丈夫和女儿的关系能有所改善。
关于儿子:“我是希望儿子去考警转消防的,这样技能比较好......”
尽管在镜头前,林先生经常能一如往常地谈笑风生,但却总是在妻子面前聊着聊着就泣不成声......
临近解剖课教学,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妻子最后一面。
直到解剖课程开始后,家人就再无法探望,“因为害怕冲击力太大。”辅大的医生蔡怡汝教授说。
这是他和妻子的最后一次对话:“如果说以后想要见你,就没有机会,只能看照片。”
“那些学生会好好对你的。”
“以前看你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在这里已经很安稳,然后今天早上要出门,越想越不舍。”
如果说病逝是第一次告别,那这便是第二次。
此刻的这份“终极判决书”对于林先生一家来说,很是残酷。
倘若一个人能内心毫无波澜地面对“死亡”,那必定是已经经历过了无数次的斗争与徘徊。
因为有时候死亡对于逝者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却是一辈子的伤痛。
知乎上有个话题:“第一次见大体老师是什么感觉?”
“肃然起敬。真心的。”
当提及到以后是否想成为一名“大体老师”时,网友的回答更是让人为之动容。
他们或许年龄、性格、职业、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但却憧憬着共同的“使命”。
“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短暂的,但每个默默付出的人都如同烟花般,拥有自己最绚烂的时刻。”
这句话在这群人的身上渲染得淋漓尽致。
保罗萨特曾经说过:“生命的悲剧在于它永恒的处在不断缩减之下。”
这次疫情的突袭也不禁为人们敲响警钟:生命的短暂和易逝,为什么我们平日里却没有意识到?
像是对于林先生的女儿而言,母亲的去世才得以让她真正沉静下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妈妈没有离开,我真的不会去认真地思考活着到底要干嘛。”
以至于女儿后来一直没有勇气再去看妈妈一眼。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死亡的这一门课,我们始终欠下了太多学分。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及所爱之人能够安心、无遗憾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希望自己在失去所爱之人后,不是只有恐惧和彷徨;希望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去而迟迟无法释怀,那么死亡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其实一门人生必修课。
当我们能真正了解、接受、面对死亡时,它所带来的悲痛感就会被减少、稀释,才能摆脱死亡带来的虚无和挫败感。
这也是死亡教育的前提:它是为了能更好地面对生活,而不是提心吊胆地活着。
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会与死亡和解
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是手足无措的。
同样,每一位大体老师的背后,都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家庭。
2017年,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短片《大体老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的老母亲一直想在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希望能为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但一个人必须打破对形体的依恋才会去捐赠自己的遗体,而且还要依靠家属很大的成全。”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这一关。
虽说老人的大儿子表示尊重母亲的遗愿,
但却遭到了二儿子的极力反对:“你就看着老娘被人家一刀一刀划啊!我反正不同意的。”
女儿是学医的,对于这种场景几乎是司空见惯,但面对自己至亲的母亲,也始终无法跨越心里的那道坎。
只是坦言道:“即使我妈同意了,我也做不到。”
是啊,死亡没有真正来临之前,谁都无法体会那种撕心裂肺的刺痛感。
无独有偶。
2020年初,在疫情爆发期间,武汉一位叫阿念的姑娘奔赴“火神山”救外婆的事迹令人泪目。
阿念是一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为照顾89岁的重症外婆,并说服外婆积极配合治疗,她从方舱医院转到了火神山医院。
同时也用镜头记录下了火神山工作人员和每一份付出和感动。
“外婆,你要吃东西好不好?”“我是过来招呼你的!”“你乖乖吃东西,肯定可以好的!”“我就是过来带你出去的!”
本在外孙女的陪伴和鼓励下,外婆的病情已有所好转,
但不幸的是,“阿念没能如愿带外婆回家”。3月6日凌晨,阿念的外婆因突发脑梗离世了。
外婆去世后,阿念和她母亲为了遵照老人生前的愿望,在捐赠书上签字,将老人的遗体捐献出来用于病理研究。
“逝去的亲人,仍把情义留给了这个世界。”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先例,截止至4月5日,火神山共有28位遗体捐赠者。
也正是因为这些默默付出的“大体老师”和研究人员,让许多医学猜测得以证实;
人工肺的使用得以提前;插管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
这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有的生命很平凡,但他们一直在发光照亮这个世间,哪怕用最后的躯壳。
或许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学会与死亡和解却是一生的难题。
因为对于生命,我们不仅需要感性,更需要理性;同样对于死亡,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只有亲眼见证过死亡,才会更深刻和发自内心地敬畏生命、珍爱生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倡导大家去盲目捐献遗体,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遗体捐赠,由衷去尊重每位为医学默默奉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
也希望大家可以更自主地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每个人其实都只是这世间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一个,
“他们并不是生而勇敢,而是选择无畏。”
愿每个人都能理性思考生命的价值,真正学会感知生命的真谛。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过了很多关于活着的教育,却没有人给我们上过如何面对死亡的课题。
而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会与死亡和解。
大卫·伊格曼
在《生命的清单》中写道: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
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悄然离去。
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
也就是说,活在活着的人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对于逝去的人,我们不应该沉寂在死亡的悲痛中,而是要带着他们的祝愿好好地活着,认真过好余生的每一天。
面对死亡,我们并不是回避或渲染,而是应该赋予其生命价值,学会思考生命的意义,让生命变得更加有力量,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因为真正与死亡和解,其实是与当下的自己和解。
缅怀悲伤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离别的真正意义是学会珍惜、学会成长。
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里面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人类的记忆,就是对灵魂的延续。”
也许生命的延续并不在于呼吸与血液,而是精神和爱的永存。
只有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去。
最后,愿你在披荆斩棘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仍能心若浮尘,浅笑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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