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7 日下午，南方的阳光暖暖的透过玻璃窗。一位正在酒店隔离的小朋友王昕（化名）听妈妈念叨着：“宝贝，我们很快过了隔离期，就可以回家住了。“

一声巨响，整个酒店轰然倒塌。

短短数秒，王昕就从安静的房间里坠落到废墟之下。周围都是交错的钢筋水泥，王昕被压在空隙里，唯恐动一动，就会被钢筋刮破皮肤，甚至刺穿身体。

在泉州欣佳酒店坍塌后的 21 小时后，被困在废墟里的王昕和母亲终于被前来救援的消防队员救出。

此时路边已经围满了人。现场弥漫着灰尘，微微有点呛喉咙。

透过漫天尘埃，还能听到围观者撕心裂肺的哭声。

消防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的找，再一个接一个的搬。有些人被墙块砸断了手脚，血流不止，还有人直接浑身是血，还没送上救护车就已经断了气。

现场尖叫声、哭泣声、呐喊声混在一起，满是绝望。

消防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瓦砾旁走着，呼喊着，用探测器探测着，等待着有人回应，等待仪器能有反应，等待还有生命依然存活着。

哪怕只有一个幸存者，哪怕他只有一口气也好。

可消防队员搬开破碎的墙，看到眼下这一幕，泪眼婆娑。

一个 2 岁的弟弟紧紧抱着 4 岁姐姐的腰，姐姐一直弓着身子，把弟弟护在怀里。

没有呼吸。

消防队员们哽咽着抱出孩子们小小的、冰冷的尸体，把他们放在担架上。看着他们被密封袋打包，送上车。

然后蹲在路边，失控地哭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医生、消防员、警察，这些施救者是见惯了生死和大场面的人。所以总觉得他们麻木不仁，甚至漠视生死。

错了。在经历灾难后，他们的情绪和心理创伤也会陷入无法处理的困境。

这些惨痛的画面，会在消防队员的脑海里一辈子挥之不去。甚至是回家后面对自己年龄相仿的宝宝，都能想起钢筋水泥下那两具冷冰冰的尸体。

他们一辈子，都要活在对亲人的患得患失和心有余悸里。

而我们对他们的痛苦，却一无所知。

说到接触和目睹死亡最多的职业，施救人员绝对是首当其冲。医护工作者、警察、消防队员……都会在灾难的第一时间赶到。

虽然看过死亡，但是他们从未看淡死亡。

2017 年，医库调研对医学从业人员进行了调查，那些平时被冠以“看淡了生死”的医生，其实并没常人眼里想象的麻木和淡定。

这次参与调研共 744 人，有 600 人否认了对死亡麻木对说法。

面对死亡，只有极少数人能平静。

依然有七成的医护人员面对死亡和病危是情绪低落的。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有一位想要弃疗的老奶奶，请求 90 后护士给她安乐死。

护士听完震惊又难过，强忍着安抚完老人后，退出病房才敢哭出声。

“我家里也有老人，听她这么说，特别绝望。”

而这种情况，是每个医护人员的常态。她们需要强行忍受，再悄悄地消化这种崩溃。

在这次疫情里，医生要面临的，从来不是治疗难题的攻克，她们要面临的，是身心的双危。

同济医院每日发热人数高达 400，护士沈继每天要给至少 150 人次进行穿刺。

由于自己要戴着厚厚的手套穿刺很不方便，所以平均在每个患者身边停留 1 分钟，她每天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90 度鞠躬长达 3 小时。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脊椎酸痛、全身浮肿已经成了疫情期间的常态。

在身体高饱和的工作状态下，还要接受死亡、病危带来的心理挑战。

同济医院平均每 5 分钟就有一位新增病患。很多病人在送来时已经是病危的状态。

护士长黄海珊就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家属在外面喊：”医生医生，我妈妈快不行了……“

听完这句呼救她立刻和家属一起冲到了私家车旁边，但赶到时病人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人满为患医院没有床位了，她和医护人员就地铺垫子为病人心肺复苏。抢救了十几分钟病人还是没有逆转结果。

她没有在家属面前表现自己的情绪，但回到病房之后，自己独自崩溃了。

这样的情况在疫情期间数不胜数，很多医生没有情绪宣泄的出口，只能用高密度的工作来麻木心里的巨大伤痛。

“我们没有时间悲伤，因为还有更多的病人在等我们。“

可是当她们晚上下班之后，这种让人崩溃的点点滴滴，强行压在心里的情绪随时都会汇成决堤的洪流，让人难以承受。

慢慢的，他们从前喜欢和坚持的事物变得毫无意义、开始担心家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言语里逐渐失去热情。

她们不得不面对灾后应激创伤障碍，无法倾诉自己的无助和难过。

他们也很想和人谈谈亲眼见到过的惨状，但是面对亲近的人，“死亡”这个话题总是开不了口。

“算了，说了别人只会恐慌。“

其实她们心里也很害怕和不安，可面对身边的人只能强忍，毕竟“死”这种话题太沉重，她们选择独自承受。

也只能独自承受。

身心双高压，随时可能崩溃

不管是援救者还是受害者，在经历过灾难后，都会面临灾后创伤应激障碍。

每天他们随时会因为似曾相识的场景而被唤起回忆，陷入迷茫和恐惧。

那些为人们负重前行的施救者，面临的心理问题并不比受害者本人少。

有很多从战争前线回来的医生，都会时常做噩梦，要靠药物来维持必要的睡眠。

有些人开始害怕看到红色，因为他们害怕鲜血淋漓的尸体。

有些人每时每刻担惊受怕，他们疯狂担心家人也会遭遇同样的惨状。甚至开始整夜失眠，很怕那些残缺的肢体、尸体、以及没有光芒的双眼，出现噩梦里。

在灾难中，救援者要承担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目睹过现场惨状，哪怕睡着时耳边还一直是呼救和痛苦的呻吟。

而所有受害者的希望和生机，都紧紧的绑在了他们身上。不管生死，救援者都必须面对。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医护人员要面对的痛苦：

死者家属只需要面对的是一场死亡，而他们要面对无数次。

把同一种心痛重复十次、甚至是几十次，哪怕是再强大的人也无法承受。

而这种让常人一天就能崩溃的工作，也成了他们工作的日常。

从前，媒体对事件只会报道结果，缺失了很多详细的过程，一旦救人失败，他们的努力在常人眼里变得渺小和微不足道。

在 18 年，有这样一则新闻对心姐触动很大。

为救下一位曾经被老师性侵的轻生女孩，消防队员们在楼顶苦苦劝说了 3 小时。

楼下看热闹的人群一直大声喊：“快点跳啊！都等很久了。”更有甚者在朋友圈哗众取宠。

女孩最后在高呼声里强行挣脱了消防员的手，跳了下去。

围观者在楼下拍手叫好，而楼顶传来消防队员们嘶声裂肺的哀嚎和哭声。

之后，舆论却对救援人员多加指责：”为什么没用救援气垫？““为什么没有拉住她？“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消防队员专门解释了这个问题，每次楼下的救援人员想给气垫冲气，女孩都会威胁说要跳下去。

如果能救人，谁想有人牺牲。

如果能人人安全，谁想看到鲜血淋淋？

在整个事件里，心姐最心疼这些无辜的消防队员，只因为报道缺失，他们的善良和专业度受到了质疑，甚至受到无数民众的言论攻击。

明明错的是楼下丧心病狂的围观者和禽兽不如的老师，为什么舆论偏偏对准了他们？

如果没有心理疏导，这件事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伤疤，每次想起来，都会认为女孩的死亡，是因为自己。

从他们面对舆论开始感到自责和愧疚时，他们的人生和家庭，也将面临消极的转变。

疏导，也是为了救援救者们一命。

这次疫情期间，前赴湖北的医护人员每天面对高密度死亡、高强度工作、高感染风险，她们的心理已经不堪重负，很多人开始失眠，严重的会持续一整夜。

她们不能像平时一样，出门逛街、见朋友散心，甚至和家人聊天的时间也少之又少。没有了平常的发泄方式，应激反应来的就会异常快。

所以很多心理医生也奔赴前线，为的就是让一线人员重新摆正心态。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些反应已经影响到了医护人员们的工作和生活。她们的私人时间已经被工作打破了界限，时刻感到恐惧和担心。

即便疫情过去，这些救援者，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也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

情绪就像一条长长的导火线，自责是火苗，不管多么微弱，都可能慢慢游走，最终导致爆发。

比如在汶川地震后，有这样一份调研，在救援结束后，有 76.8% 的搜救人员都会有应激反应，以下几个心理是最常见的。

“是我没有救出他们。”

“这种灾难会不会降临到家人和朋友身上？”

“睡不好，对喜欢的事情逐渐失去兴趣……”

令人难过的是，在所有人都渐渐忘记汶川地震之后，仍然有救援队员会失眠、做噩梦，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为什么？

因为施救者总会不自主的去想：“我本可以救活他们的……”

这份高度的责任感却成为了他们的包袱，他们开始慢慢变得和过去的自己判若两人。

这种改变对于「灾后应激创伤者」的家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在他们的描述中，另一半开始消沉和麻木。

“我无法理解作为消防员的爸爸为什么不愿再和我一起玩。自从他从一次事故中回来，就对我和妈妈漠不关心“

对原先热爱的生活失去热情、对能够胜任的工作失去自信、和家人之间也开始缺少沟通、自己的性格也在发生变化……糟糕的是，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很多个一起发生。

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自己和生活之间，正在发生一些无法言和的改变。

医者不能自医，救人者不能自救。本该受到高度重视心理问题，却总是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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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者都是无法自主发声的群体，媒体报导什么，观众接收什么。

在接收过程中又往往忽略事情的细节和救援者的心理。

灾难发生时，当结果不尽如人意，就有刺耳的言论责骂他们：“救援人员早干嘛去了？”

对于救援者来说，这句话正中软肋。他们最想的就是第一时间给予受难者生的希望。

比如在我们日常看病中，医生和病人都需要时间，一个用来动手术，一个用来等待。

病人如果体质差，很可能会等不了。究其责任，疾病才是病人的敌人，医生不是。

可很多不接受结果的病人家属，上演了很多医闹事件。其中很小一部分是医疗事故，更多的是把死亡的责任强加到医生身上。

他们何错之有呢？

搜救人员不眠不休的寻找活体生命，医护人员脱下口罩后满是勒痕的脸，消防队员在火灾里的最美逆行……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拼命。

面对灾难，施救者比我们更担心结果。可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不是每个等待救援的人都能撑到一线生机。

他们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

援救者不是超级英雄，他们面对困境也会难过会心痛。

但是在大众的认知里，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救，一定要救活的。

与其说职责，更像是牢牢囚住他们的枷锁。

生而为人，谁不害怕死亡？施救者并不是看惯了生死，是不得不面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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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媒体，还是大众，却从未聚焦过他们的心理创伤。

其实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可以不止有赞美，还可以有更多深层的关注。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应该是一个圆圈，他们不应该因为施救者的身份，恰恰做那个缺口。

别让爱和关心在这里戛然而止。

他们的心里有大爱，也有很多缺憾。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温暖，把这些缺口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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