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这次在箭头湖（Arrowhead）举办的“加州大学系统精神分析跨学科研究年会”，我不会轻易动笔写我的爷爷。

我曾经幻想着自己成名成家，在众人的哄抬和奉承之下，将自己的”家学“渊源娓娓道来。那时，我将让世人知道，我的才华和勤奋，不曾辱没了他的名声。我的志气，亦不比他小。

这是虚荣，带着俄狄浦斯竞争意味的虚荣。但如果我的爷爷，生前若曾有半点在乎过此种虚荣，他也不会带给我如此之深远的影响。

一、童年影响

我的童年，从小学到高中，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在这个家庭中，奶奶给我的印象是：博学而严谨。她一直骄傲于自己在民国读大学（蓝田国立师范）外语系期间，曾在钱钟书门下学习过三年英语。她内心极为认同这位当时的俊年才子。每每以自己在他的熏染下，练成的一口标准伦敦口音为荣耀。

她从我七岁开始教授我英语，有时为了矫正我的读音，她甚至会把剥过壳的熟鸡蛋放在我的口里，以固定我的发音口型。

为了锻炼我的中文古文能力，我每周几乎都会在她的指导下，背诵唐诗和她认为有气蕴的古文观止文章。

在我的童年，日常之中我更多地是受到奶奶的影响，而爷爷呢？他在哪？他始终都在案头。

二、“玻璃瓶底怪人”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我的爷爷，带着一副度数极高的近视眼镜，那副眼镜的近视度数听说有1200度......当时家里的父辈们，在闲聊当中，经常会玩笑地把爷爷的眼镜称为“玻璃瓶底”。因为像汽水瓶那样的玻璃瓶底部，你不知道它们究竟一圈圈绕了多少轮。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每一轮绕着的都是爱。

童年的我，并不知道他爱什么。

只知道，每天下午放学回来，爷爷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罔顾周围所有人，所有事，兀自在写着什么。

我记得他书桌上的那掌白炽台灯，我记得他用的那支比我当时的大拇指都粗的深绿色钢笔，我记得......在夏天热到不行的时候，他依然光着膀子，吹着电扇，在桌前奋笔疾书的样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直到我到美国来以后，前一阵子做梦梦到爷爷，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桌前。我梦到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参考书，有座小山那么高。

直到现在，我人格中有一个部分，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三、精神分析

到了初中以后，我和爷爷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

有一次，我问爷爷，我说：“爷爷，我翻了你的书，我发现你书的扉页上有一个美女躶体躺在沙滩上，爷爷你是不是在读禁书啊？”

他眉头狠狠地皱了一皱，在他皱眉的时候，那个被玻璃瓶底所环绕着的一对小眼睛更加眯成了一条缝。

他不太高兴地说：“你看的那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那不是什么禁书，那是科学，你们这些不懂的人，就喜欢把这门科学庸俗化......”

后来我才知道，扉页上的图片是后人画的，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他病人的梦境。

这次对我而言并不愉快的对话，却让我产生了一个个的疑问：什么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爷爷一听到我谈他的书，反应就会这么大？而且这本科学书上面怎么会有美女图？还是躶体？这太奇怪了。

四、爷爷的“黑历史”

产生了这些疑问以后，我对我的爷爷这个人，我对他的历史也产生了疑问。

我开始问他一些他年轻时的经历，而他，倒也很有兴趣告诉那些掌故。

首先，在我爷爷的话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就是高觉敷。

高觉敷是他的老师。他告诉我高觉敷，实际上是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南高北潘”之说。南方的高觉敷，北方的潘菽，对文革以后中国心理学的恢复，贡献最大。

爷爷1939年就读于蓝田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系，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得以追随一生的恩师高觉敷先生。

高觉敷之于我爷爷，比钱钟书之于我奶奶，影响可能更大。

大到什么程度？1949年南京解放以前，我爷爷和奶奶其实一直在犹豫是随着家人逃到台湾（太爷爷一家二十余口全部随国府撤到台湾），还是留在他们真的挚爱的这片土地上。

爷爷很犹豫，因为奶奶不想走，奶奶的家人都在湖南，走不了，所以奶奶不想走，不愿走。另一方面，奶奶当时信任新政权，她相信即将到来的，会是一个比民国好很多的新中国。

而爷爷是一个大孝子，他手里拿着自己父亲，我的太爷爷给他两的两张去往台湾的船票，踌躇不定。他想走，因为他原生家庭所有的亲人都会走。他不想走，因为他深爱的妻子希望留。

在极度的为难之中，我爷爷来到了高觉敷老师家，他问高觉敷的意见，高老对他的回答是：“共军围城，我是不会走的，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月的粮食，我会留下。”

我记得爷爷在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其实是带着笑容的。中学时代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笑。

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个人，都笑不出来。

五、“万猪场”

毫无疑问，两个对我爷爷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都决定留，那么忠和孝，我爷爷也就选择了前者。他告诉我，他最终把属于他和奶奶的两张船票扔了。我问他扔哪了，他说不记得了，可能扔长江了。

自此以后的四十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以及他好爱好爱的，即便在去世之前，依然挂在嘴边的，9个亲兄弟姐妹。

此去经年，天各一方，永不相见矣。

1957年，对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劫难。它对爷爷奶奶亦是如此。

后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不想说，说了有可能也会被censor，我希望把那些事情放在将来我的书里。

只有一件事情，我想稍微提一提，因为我的爷爷，对那个地方印象太深刻。

那是湖南的一个偏远农场，1958年以后，那里放了很多“卫星”，不但说亩产万斤，而且农场里面有一万头猪。但是，显然当时实际可能只有一万头猪的百分之一二左右。所以，明显头数不够。

怎么办呢？画！

如果让农场所有的墙壁上画满了猪，那么不就是名副其实的“万猪场”了吗？

谁来画？我爷爷。

彼时爷爷除了心理学以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在被划为右派以后，他被下放到了这个农场，于是很自然地，他成为了整个农场里面最会画画的人。

爷爷说他因此画了几千头猪。

无论天晴、下雨、打雷、闪电，他都在画。

妻离子散，他也在画。

放弃了专业，没有了教职，他也在画。

得了当时不可治的肺结核，他还在画。

接下来这一段，不是爷爷说的，因为他不记得了，是奶奶补上的。

奶奶说，在一个狂风骤雨夜黑风高的晚上，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敲门。她爬起来开门以后，发现爷爷就直挺挺地躺在门外。惊慌失措的奶奶把爷爷的头扶了起来。奶奶描述这一段的时候，反复用了一个词，那就是“气若游丝”。

爷爷几乎从“万猪场”爬回了长沙，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肺结核肯定会让他死在农场，但他思忖着，死，怎么样也要死在自己所爱人身边，所以他爬也要爬回来。

他做到了。他没有死。他回到了奶奶身边。

在箭头湖会议中，在和这些尊贵的加州大学系统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们的研讨中，他们有些人在说着自己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受训经历，是如何如何的僵化，如何如何地死板...

但他们没有想过，彼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一个和他们有着同样学术素养，和专业热情的同事.......他在画猪，他在因画猪而几乎死去。

当时我的爷爷，不能读英语文献了，他就从零开始自学俄语，并且偷偷地翻译了一本俄语心理学教材。他挑粪、他扫厕所，他画猪，但他依然在阅读，他告诉我没有一分钟，在他的生命中，放弃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再需要他。

我尊贵的UC系统的同事们，我用英语说出了这些故事的百分之一，你们就已泪流满面。我若说出了这个故事的全部，那会发生什么？

六、关于尊严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尊严。

在奶奶的回忆录中她写到，在后来的文革时代，他和爷爷，关于外在尊严的底线是“剃阴阳头”——如果他们被红卫兵逼着剃了阴阳头，那么两人就约定一同自杀。这是独属于他们俩的尊严。

我的爷爷，曾经被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们嗤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迂阔不识世事。我的父辈中有人经商，他经常会用长沙话说爷爷是一个“迂夫子”。爷爷则会反唇相讥说：“放在以前的中国，夫子比商人要受尊敬得多”——这种有些跟不上时代的价值观，如果你从内到外的相信，它也是独属于你的尊严。

爷爷被“改造”的时候，不被允许读书，他就悄悄地读；被揭发以后，他申辩自己读的是俄文，其目的是要学会怎样驳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作为“伪科学”的心理学。情况稍好一点以后，他走到哪里都读书，后来还悄悄地带书回来给奶奶，两人一起悄悄地读。这也是尊严。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把知识当资本，有些人把知识当阅历，有些人把知识当晋升阶梯，像我这样的人，有时把知识当成随时可以炫耀的，陈列在我弹药库里的武器。

而有不多的一些人，他们爱知识本身。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不知道，剥夺他们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就是剥夺他们的尊严。

但这些人，若有一丝可能继续获取知识，他们就在内心中怀揣着最后的一点尊严。这种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存在着，他们不会死去。如若有一个公允些的环境，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一个国家的"脊梁"或者“良心”。我在中国见过他们，在美国见到过。我由衷地尊敬他们。

但，这仍旧是一般性的尊严，它还不能说明我爷爷，孙名之先生，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七、他不是精神分析师

我的爷爷，在现实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师。

他从来都没有跟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Assoication）接触过，甚至没有做过精神分析候选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系统的精神分析培训。他也不做临床。

我第一次从南京飞到洛杉矶，落地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我现在受训的研究所——洛杉矶新精神分析中心（New Center for Psychoanalysis），在我的导师Matha Slagerman博士的陪同下参观——现在被我视为第二个家的地方。

我看到了我们的教室，教室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姓名从A到Z的精神分析师的各种重要著作。不想，我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我想起了儿时，爷爷的书架。

在那些书架上面，有一本爷爷在八十年代从香港托人买回来的，弗洛伊德的英文版《释梦》。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本外文书之一。爷爷平时很不喜欢别人碰那本书。

高中时代的我，曾经有一次偷偷地从书架上把那本黄色的《释梦》拿下来看，当然，我那时候基本读不懂。

但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本书，几乎已经散架，很多页已经被翻烂，但是上面一个字的笔记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爷爷爱那本书的程度。他不断地读，不断地看，却根本舍不得在那本宝贵的外文书里做上任何笔记。

现在想来更让我震撼的是，在爷爷的书架上，几乎从来没有一本书看上去像是新的。每一本都是旧的。因此你可以说，每本书都被他榨干了。

1979年，爷爷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以后。他重新出山，和高觉敷老师、李伯黍老师等人一起，从零开始重新翻译西方的心理学教材。同时他们组成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团队，到全国各地的师范学院培训年轻的心理学老师，帮助各大学恢复心理学学科。

爷爷告诉我，有一次他去四川地区做培训。有一位受训的年轻心理学老师非常积极恳切。爷爷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黄希庭。下课以后，黄希庭老师找到我的爷爷，问他怎么学的英语，为什么英语会这么好？

我爷爷的回答是：“你把一本牛津英语词典翻烂了，你的英语自然就好了”。

他就是这样。我记得他是一个爱体面的人，每次出门办事他都会穿戴整齐，工作场合几乎都是西装领带，并且出门前都会梳理头发。但是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残破的，每一本都快要被他翻烂.......

我从这些记忆中回到了参观的当下，回到了洛杉矶。参观结束后，我跟我的妻子说：“老婆，如果我爷爷看到了这个研究所，看到了那些被人不断翻阅而变得陈旧的书，我觉得他一定会哭出来。你知道，曾经他只有一个破旧的书房，他只有一本《释梦》.......”

是的，我的爷爷从没有占有过很多精神分析资源。和我现在经历的正规系统精分训练比起来，和我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海量精分文献比起来，他所拥有过的，真的只是一点点。

但他对自己的那一点点，却爱之如至宝，惜之为朱玉。

我在考研期间，他告诉我不要老关注霍妮（Karen Horney），还要留意英国的客体关系学派的最新发展，克莱茵理论好像很强势。注意美国的人际间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姆（Erich Fromm），这个人的作品还会有再兴的一天......你可以说，直到今天，他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过时。客体关系就不要说了，弗洛姆随着当今关系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的兴起而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这在十五年前就被他预测到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积累的？他怎么会具有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敏感性？要知道，他从1949-1979年这中间几乎被断送掉了一个学者的黄金三十年！他在2000年以后，又因为工作过度而几近失明。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或许我再也不会知道。在那些和其他人家人一起讪笑他迂腐的童年岁月里。这个怪人在做些什么，在读些什么，在写些什么，我真不知道。

但是在你成人以后，有时候，你会记起自己的爷爷，他在读书和写作时，眼里曾经闪烁的那种光。那种真的可以忘掉周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存在的，带着某种迷之专注的光。你甚至会梦到他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温尼科特所说的，“一个父亲对自己工作的爱，可以点燃一个孩子对外面世界的，最初的向往。”

八、弗洛伊德

说来奇怪，我跟弗洛伊德真的有缘。甚至我的命运，一部分被他所决定。今天是他的诞辰，那么我需要来说说他。

我本科读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英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从小英语成绩就好，以至于高中时代，每次学校来外宾，都要我参与接待。接待了之后，老师还会在班上表扬我，说只有我可以跟外宾聊得欢。

这是我最有自信的一门语言。原因肯定跟我奶奶的启蒙有关，我在上一篇里有交代。

所以很自然地，我大学本科报了外语系，主修翻译。

困难的选择是，硕士报什么专业？

我当时的考虑是英美文学方向的硕士，或者是比较文学。大学四年，我一边玩乐队唱着披头士、枪花和涅槃的歌，一边如饥似渴地读每一本英美文学教材。在我看来这一点儿都不矛盾，枪花的骚劲和拜伦的“给我一张嘴，从南吻到北”其实如出一辙。

直到那个晚上和爷爷的谈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记得是在大三上学期的某一个晚上，爷爷拄着拐杖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聊天，当时我正在玩电脑游戏，也就有一句每一句地跟他聊了起来。

他问我硕士想考什么专业？

我说英美文学，我喜欢英美文学。

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心理学？

我说没有，因为它跟文学无关。

接下来这段话我记得十分深刻，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但是我想告诉你，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怎么会无关呢？如果你读弗洛伊德的《释梦》，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谈文学的。还有，你以为弗洛伊德这么伟大，他的文学功底会差么？”

我仍然在打着游戏，而爷爷说完这段话以后也就离开了。

虽然仍旧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

直到几个月后，在准备英美文学期末考试的一个晚上，我才明白爷爷话里的意思。

在当时大三的英美文学教材上，有一篇选读文章，恰好节选自弗洛伊德的《释梦》，这篇文章不是考试内容，但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面，对哈姆雷特向自己的叔叔复仇前反复的犹豫（hesitation），进行了精神分析诠释：他认为这是因为叔叔克劳，杀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而这，恰恰完成了哈姆雷特本人在俄狄浦斯阶段，自己本就有的但成年以后被压抑的弑父娶母的夙愿！哈姆雷特的犹豫在于他的自我厌弃——我自己心内有一部分，其实并不比我的凶手叔叔好多少！

厄的妈呀，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在背完雪莱的《西风颂》以后，接着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你就感觉，弗洛伊德，真特么是文学世界中的一股泥石流！太牛啦！太有创造力，太深刻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爷爷说的，其实没错。

但是后来，我在读心理学硕士期间，家里有人也开始讪笑我，说我接了爷爷的班，开始准备去研究死人的理论。

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们，因为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语言和自信，去应对那种讪笑。现在我有了：

1. 首先，我做心理学，并不是接爷爷的班，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立而逆反的人。没有人，可以让我没有信仰就下跪。我做心理学，做精神分析，是因为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我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而言最有穿透力的理论。它不但可以指导文学创作，而且其本身就可以以文学的形式来组织。

2. 是的，如弗洛伊德、弗洛姆、克莱茵、科胡特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确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开掘。研究他们的理论和临床，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深切地理解自己，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治愈他人，是为自利利他。这是佛陀的事业。

九、爷爷的眼泪

我的美国精神分析老师们，比如说我的督导Estelle Shane博士，她今年九十岁，她告诉我她有接近六十年的分析生涯。

而我的爷爷，虽然他活了接近九十岁，却只有二十年真正的职业生涯。

在那80-00年的那二十年里，他就像从牢里放出来的猛虎一般，抓住所有机会，做他一直希望做，却没有自由做的事情。到了99年，他用功过度，双眼几近失明了。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患上了癌症。我知道他知道，但他并不害怕。

当时我在南京读心理学研究生。每次回长沙，爷爷都会把我叫去他家。读书和聊天。

读什么，读他在那二十年时间里面，翻译的著作，和写的文章。还有帮助他清理他的书架。

聊什么，聊精神分析，聊我对精神分析的各种新理解，而他则对此进行回应。

他真的翻译了很多书，很多文章（这让我读得很累）。而且他很多很多的翻译，曾经都是替高觉敷老师无偿做的，做完甚至连署名都不要。当时也顾不得有偿无偿，要不要留名。那时候，这些人，都怀着一种要恢复中国心理学学科的急切心情，一种迫切的使命感。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金钱名利放在学者生命的末期，真的已经算不上重要。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下午。我们坐在客厅里，茶几上堆满了爷爷之前的译著，他们分散在以高老署名的各本教材里。

其中有一本，是爷爷的最爱，它是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高老主译，我爷爷则负责翻译“精神分析”那一章。

那天下午，我为他读的，就是他翻译的那一章。我记得那一章最后的一句话，好像是“我们有幸地能够看到，精神分析，这只条顿小虫，终于蜕变为了一只飞翔在美利坚这片自由土地上的，骄傲的蝴蝶”。

读完之后，我合上书。

我朝爷爷的方向看去，他在哭泣。

眼泪，从他已经失明的眼里，止不住地流淌出来。他并没有哭出声，他只是默默地流泪。

那一刻，于我而言是震撼的。一个89岁的老人，在他25岁的孙子面前默默的流泪、哭泣。不因别的，只因他年少时的那份热爱，那份热爱。

十、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

在加州箭头湖，我把爷爷的故事中的百分之一不到，在"精神分析师的老去和死亡"这个panel disussion中进行了分享。

会后，不断有美国同事，年轻的，年老的，向我走来，真诚地跟我拥抱，与我握手。

有一位名叫Sandy的女士告诉我，在会上，她听了我的讲述，哭了足足二十分钟。她希望给我做一个访谈，把这些故事完整地写下来。我说好啊，我们约时间出来吃饭，大家都在LA。

她接着说：“我很高兴你把自己的家人这次都带来了，我真的希望你把这些动人的故事传递下去”

我显然被她的话所触动，我说道：“是的，Sandy, 那些可以代际传递的，不光只有创伤。那些传递下来的，也将继续传递下去的东西里面，可能也有一种比生命还要宏大的精神（a spirit which is larger than life）”.

然后我们拥抱，告别。

但是，在用英文做访谈或者写作以前，我想先用我的母语中文，把这些关于爷爷的片段串起来。

我知道，这是我爷爷希望看到的事情。他生前，真的没有一天不惦念着自己的国家，不惦念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他有着不同的政见，但他对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浓烈。

他无力冲破时代和环境的囹圄，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师。但他“有创造力地去爱、去工作”的一生，让他不失拥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尊严，和从未妥协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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