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一位行政职务很高的，洛杉矶精神分析“新贵”做研讨。给出了一个自己做的case片段，并且告诉他：在另一个研讨上我也谈过这个case，当时研讨的那个督导说我在这个case中“过度满足”了我的来访，企图给对方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体验”...我问新贵他怎么看？

新贵没有任何思考，听了我的case片段以后说他认同那个督导的观点——我确实过度满足了来访者，这样做让来访者丧失了对我表达愤怒的机会，阻滞了ta的成长...

然后，我告诉新贵，这个case我也向另外一位更资深的分析师咨询过（这位资深分析师是新贵的老师级别的人物）...资深说我的处理没有问题，我对来访者的满足是基于对来访者长期共情沉浸的自然反应，而且事后也和来访有探讨，使ta该出的情绪也都出来了...

说完之后，新贵思考了半分钟左右。

然后他说，他非常尊重资深，他三周以后准备邀请资深做一个演讲。而且，他也觉得“不能直接满足来访者需要，而一定要给出精神分析的诠释才是最佳的回应，这种理念——“确实是有些过于古典，是个老概念...我们二十一世纪了，要进行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

这堂研讨结束后，我有三个想法：

（1）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担任学术界的行政职务。因为这会让你谁都不敢得罪，实际上被架空了学术上，属于自己的自由判断。

(2)  美国的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是非常相对的。实际上政治所及的地方，学术不可能自由——要不然怎么会直到今天——是不是戴口罩——在这个国家依然还是一个每天都要争来争去的科学大难题？

(3)  以后在临床上，我只相信一手的真理。内明的，积累的，和来访者直接互动出来的真理。这与外在的，第三方的权威，没有多大关系。无论你是新贵还是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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