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殉道虽然震骇一时，但我却不愿称其为真正的勇士，原因有二，其一：生命的消逝与道的实现并非总是等价交换，无谓的牺牲徒生悲壮，其二：凡以死殉道者大多不能称得上英雄；相反，我更愿敬仰以不死而殉道者，顽强的生命之下露出的是崇高灵魂的底色，以未死之身铸就的伟业和不屈的精神流传千古。

以死殉道者很多时候只是做出无意义的牺牲，对于这样的英雄，哀婉之情应远大于敬仰。无论是戊戌六君子还是刘和珍君，他们都为了民族的未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我不禁想问：“英雄死后怎样？”怕是仅留下“淡红的血色与微末的悲哀”引至“几个所谓文人的阴险论调”，待到忘却的救主降临，便再也无人记起，即使真如陶渊明所言：“亲戚或余悲”，可那也不过是将最大的悲哀通过亡者的亲朋呈现于人间，使“毒蛇”与“秃鹫”们快意于此般痛苦，并将其作为死者菲薄的祭品，这恐怕更加的讽刺，在此之中，我只感到了时人的愚昧与麻木，并为殉道者们感到万分可惜。

以死殉道者往往一死了之进行逃避，只敢面对肉体的死亡不算英雄。一如日本所崇尚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在所谓效忠天皇的“道”上失败之后，常常选择切腹自尽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有付出生命的勇气，却失去了完成道的执著，他们有追求道的坚定，可再也没有完成道的机会，以荣誉的损失为由逃避应负的责任，以死殉道而摆脱生命的重担，这样的殉道者绝对称不上英雄，更遑论尊敬一说，观诸当下，盛世太平，时代并不苛求我们将一生毫无保留的献给国家，拥有过一个追求安稳生活的“道”也无可非议，可当生活向我们露出獠牙之时，我们也绝不应以死来完成自己的“道”，追求永恒的安稳，逃避生活的苦难。

以不死殉道者敢于面对精神的困顿，直面沉疴的灵魂更加高尚。若探究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自己的“道”尚未完成，《史记》草创未就，可若是论及“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之根本，便要归因于他那坚韧的内心，不屈的信念让他自甘受辱，在接受宫刑之后坚定的生活，其成就伟业的坚定意志，令世人称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以三千之越兵之势吞万乘之吴，勾践卧居柴草之上，舔尝苦胆，这份正视苦难的勇气与哑忍，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尊敬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死比死要难上万倍，也只有拥有这份不死的气魄与毅力，才配的上勇士之称。

以不死殉道者功垂千古，福泽万世，舍一时而谋万时，舍小我而成万我，值得尊敬。鲁迅先生曾言：“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诚如斯言，我们不能否认牺牲者的警醒作用，可这个世界上成就伟业的永远是不死而殉道者，“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世人只知苏子平生仕途失意，却不知“东坡处处筑苏堤”，纵使落魄至此，仍为苍生着想，为国为民之“道”彰显无余；也正如司马迁深情落墨于《报任安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堤坝和著作，温润着一代又一代人，以身殉道固然值得尊敬，但未死殉道而铸就伟业者，更加值得尊敬。

在黑暗中踽踽独行比在阳光下慷慨赴死更难以做到，而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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