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有很多很少出门的人，他们是真正的隐士。广场两侧的楼里有几个，退休在家或独自生活，平时极少出门，几乎不跟外人说话。二楼有一个独自生活的老太太，一年到头表情不变，脸上没有笑、没有愁，独来独往。三楼也有一个，不清楚是男的还是女的，年龄多大性情如何，每年除夕房门外面不贴春联，大年初一在家里听佛教音乐。另一栋楼的五层有一个男人，妻子去外地生活，一年回来几个月，孩子也不回来，他就在家里，喜欢抽烟，但不狂热，喜欢喝酒，但从来喝不醉。

世界变化快，但一切在他们眼里既不陌生，也不新奇。生命对于他们像是身外之物，他们日夜陪着它。之前他们可能不喜欢孤独，但现在接受了它，而且有充足的时间去喂养它，喂得它白白胖胖的，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占满他们的心灵。

节选自《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徐前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9月。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社区作为医院以外另一个疫情防控的关键阵地，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并发挥了巨大力量。2022年4月，上海疫情，错漏百出的社区治理与守望相助的邻里互助同时存在，社区成员们以极快的速度认识了彼此，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在一段时间中高度同频共振着。

大城市中原子化的个体经由“疫情”这一巨大的不可控力操纵而重新产生联结，人们猛然发觉，“邻里”这种地缘性、本质意志的社会关系已经缺席太久，而这在讲究“远亲不如近邻”的中国社会原本应当是习以为常的。

对于年轻人而言，日常情境下“社区”关系的缺乏似乎不算什么大事，我们可以用更丰富多样、且不受限于地域的社会关系作为替代。那么，老年人呢？“四顾心茫然”的随迁老人呢？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呢？行动不够便捷的伤病老人呢？

社区基于邻里关系建立起的有机整体

一直以来，提起“社区”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熟人社会为主要样态的农村社区更接近滕尼斯关于社区的定义：

“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本质意志”。本质意志表现为意向、习惯、回忆，它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在这里，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靠本质意志建立的人群组合即“社区”是有机的整体。

“社会”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在这里，尽管人们通过契约、规章发生各种联系，但手段与目的在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合成体。

节选自滕尼斯《社区与社会》（1887）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致使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滞后，我国开始探索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型的社区式管理模式。

中国民政部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中对社区一词进行了界定，并沿用至今：“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区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这一概念对应于行政区划而存在，但对于社区心理学研究者来说，“社区”概念有着更丰富的定义。

社区感、社区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催化剂

“社区”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自上世纪60年代社区心理学诞生以来，“社区”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社区心理学最重要的概念。

社区心理学所研究的“社区”，往往是一个特定范围的地域，既包含行政意义的城市社区，也包含更广义的社区，例如农村社区、以宗教场所为中心的宗教成员互动空间、以密集办公场所为主的工作社区......等等。除此之外，不具备地域限制的“虚拟社区”也被包含在内，比如微信群、B站等。

而在“社区”定义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概念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此，那就是“社区感”。中国学者林振春对“社区感”有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社区感指的是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奉献的心(林振春, 1998)。

对于个人层面来讲，积极的社区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和强化社会支持感，使个人精神充实，有助于适应社会的变化；对于社会而言，社区感的提升可以增进亲社会行为，使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参与更加充分，追求超越个人利益的更高目标，进而起到促进社会稳定和控制，提高整理生活质量的作用。

中国居民的社区感主要由4个维度组成：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邻里互惠信任和社区信任，这一概念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对其所在社区的认同程度，也是预测社区凝聚力的有力指标，受到社区地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社区自然和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一个基础设施尚未达标的社区往往不会有较高的社区感，这也很好理解，居住在较差环境中的居民难以对社区环境感到满意，自然也不会产生更多的认同和归属感。所以在城市治理更新进程中，改善人居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然而这还仅仅是起步。

一项在中国沧州、河间和黄花城共同开展的研究验证了社区环境、社区感以及主观幸福感在老年群体中的关系。研究表明，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是借由“社区感”而产生的。同时，这种“社区感”本身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比社区环境带来的影响要更强（张镇, 张建新, 2017）。

也就是说，仅仅强调改善物质条件是不足以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我们的社区，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居民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增强居民对邻居和社区委员会的信任，提升居民的社区感水平，达到提升主观幸福，促进社会参与，增加社会整合，鼓励社会贡献等作用。

社区居家养老的前提社区感是衡量适老社区的重要指标

在今年4月起发生的上海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社会运转不利造成的悲剧，如何认识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探索解决办法，是我们这些幸运者必须要思考的。

当社会被强制划分为一个个社区单元时，有些人在事情发生时就开始了积极行动。在上海的一些社区里，一部分人积极投身社区管理当中，志愿者和团长们不仅为社区居民的日常饮食起居带来了基本保障，他们还摸索出了各种工作机制，组建了志愿车队以便居民及时就医，了解独居/高龄/病患老人情况并上门帮助，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实时援助……在危急时刻，社区自治组织为居民提供了最基础而庞杂的保障。

在这一社会事件当中，老年群体可以作为其中一个代表人群。有些老年人独自生活，有些老年人因长期、慢性疾病需要周期性地或紧急性地就医，更有一部分老年人因病难以自主行动。这些常人难以看到的困难真实地发生着，当国家力量难以触及，社区和邻里或许可以为之投入更多关注。

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我国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比18.7%，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如何满足他们的日常生理和心理需求，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而在未来，系统化、科学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恐怕也是绕不过的题目。想要保证越来越多需要依靠社区支持的老年人更加有能力、有尊严的，过着幸福而普通的生活，前期的规划和培育必不可少。

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社区环境的提升，大到社区与周边医疗卫生系统、道路系统、绿地系统、生活设施的顺畅联系，小到社区内无障碍设施、活动场地、小区绿化、卫生安保的质量提升，社区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切实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幸福。

社区参与的培育则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对于较老的老年人来说，组织适合的社区活动以缓解他们的孤单寂寞、搭建平台以及时地为他们提供帮助，是对适老社区的要求；对于比较年轻的老年人来说，举办有趣的活动吸引他们参与其中，建立顺畅的制度鼓励他们加入社区治理工作，更是所有社区需要进行的努力。

在这些活动当中，社区感既是居民参与和邻里交往等社会行为的催化剂，又可以通过居民参与和邻里行为，对整个社区的集体能量产生影响。它的意义不仅是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的前提条件，更是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生活意义感以及积极情绪的认知和情感变量，在老年生活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参考资料：

[1]刘视湘. (2013). 社区心理学. 北京：开明出版社.

[2]Zhang, & Zhang, J. (2017).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f neighborhoo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A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1,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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