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罪犯的罪恶之源

01、杨新海（1968年7月~2004年2月），高中肄业，高三时离家出走之后，曾先后到过山西、河北等地，在一些煤矿、建筑队上打工，期间因盗窃、强奸被2次劳教，1次判刑。

从2000年9月起直至2003年8月，杨新海曾横跨皖豫鲁冀4省，疯狂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于2004年2月14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02、靳如超 (1960年12月—2001年4月)，1976年在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参加工作，1977年到棉三准备车间当工人。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97年8月19日被减刑释放。

2001年3月16日凌晨，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石家庄市3.16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

03、黄勇（1974年11月—2003年12月），男，河南省平舆县人。2001年，黄勇将轧面条机机架改装成杀人机械，取名为“智能木马”。

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黄勇先后从网吧、录像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以资助上学、提高学习成绩、外出游玩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青少年骗到自己家中，以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经过“智能木马”测试为由将青少年绑在木马上，或先把他们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勒死。至案发时，黄勇总计杀死无辜青少年17人，轻伤1人。

回顾这些血淋淋的案件，有一个问题萦绕不去：这些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人能被“理解”吗？如果去回溯他们的成长轨迹，是否能发现什么共同的地方？如果不幸遇到了这样的恶魔，怎么做才能逃脱？

如果能搞清楚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恶性犯罪，凶案发生后也能更快的锁定凶手。

研究这些问题的科学叫做犯罪心理学，目前国内研究犯罪心理学第一人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

一、从小未被善待是罪行的恶之花

杨新海从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喜欢画画。村民对他的评价是，勤快，是个好孩子，老实得很。

因为学习勤奋，杨新海成为家中唯一能够读上高中的人。但父母对他很冷漠，也无钱供他上学，他因此经常和父亲吵架。

其他同学可以从家里带粮食来换饭票吃饭，但杨新海却常常煮野菜或是自己烧饭吃，这让他心里形成了极大的自卑感。

读到高三时，杨新海实在没吃的就捎信回家，但父亲四天后才背着两袋小麦赶到，这时杨新海已经辍学几天了。

杨新海辍学的原因是想外出闯荡，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此时杨新海才十六七岁。但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却在现实中处处遇挫，他在打工中多次遭遇干了活拿不到工资的情况。

最后一次，他在一家餐馆打工时被拖欠工资，杨一气之下偷拿了餐馆里的一个铝盆。这是他最后一份正经工作，也是他第一次偷盗，他发现钱财也可以来得很容易。

黄勇是家里老幺，在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他的出生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父母觉得他碍事，从小就对他很冷漠，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个多余的人，时常感到孤独。

黄勇自称“小时候比较乖”，学习成绩很差，在小学留过3次级，性格内向。10岁起他就非常喜欢看录像，尤其是喜欢看那些侦破、暗杀的片子。他说，在他记忆里最深的是一部名叫“自由杀手”的片子，他最崇拜的就是剧中的杀手，并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刻下了“杀手形象”。

李玫瑾曾形容黄勇：孤独与冷漠造就其心理内向；生活乏味与挫折加强其内心的渴望与想象；影视中的英雄暴力行为唤醒其“梦想”；良好智力与独居成就了黄勇的“杀人想象”。

靳如超9岁时，因为生病其听力出现了障碍。当时他的绰号为“靳聋子”，浑身又臭又脏，同学都不愿搭理他，靳如超也从来不搭理其他人。

由于家境困难，靳如超只读到了初中就辍学了。因为自己的耳朵不好使，又没有其他的朋友，靳如超只能借助于日记和自己交流。

靳如超曾经写下了长达几十万字的日记，在这些日记里，靳如超表达了自己的自卑和猜忌，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和偏见，直到最后下定决心去报复这个社会。

据靳如超的妹妹交代，靳如超从小脾气就特别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和打人。

作为亲生妹妹，她同样十分害怕自己的哥哥。靳如超不喜欢吃饺子，有一次家里包了一点饺子，靳如超回家看到之后就将桌子给掀翻了。

总体来看，这三个人的童年生活都比较凄凉，物质条件贫瘠，生活困难。相比于物质匮乏，更让他们难受的还是缺乏家人情感上的关怀，被自己的家庭边缘化，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他们在童年时就显现出不良的人际关系以及行为障碍。杨新海和靳如超很早就离家出走，不再上学，进入一种非常规的社会化环境。

为了生存，他们往往经历流浪、乞讨、漂泊、拾荒、小偷小摸等方式，被人歧视，饱受人间的蔑视与冷漠。

在这种方式中，他们经常被人打，然后学会打人，学会“对人要狠”的人生态度。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狠”的行为方式也会升级，成年后就会受到刑事处罚。

可惜的是，由于错过了人生教育的关键期，他们社会化的缺陷终身难以弥补，在遭受刑事处罚后，他们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仍会重新作案。于是，再受处罚、出来之后再次犯罪。。。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熟练掌握犯罪技能，形成犯罪观念，同时还形成罪犯特有的兴趣、嗜好、习惯、态度、观念、以及情感反应。

这一过程历经十年左右，其犯罪心理逐渐趋于稳定，这时他们的犯罪人格就已经形成了。

杨新海对家庭生活的情感反应十分异常，其动辄杀人全家，对生命毫不留情的情感特点，只有在长时间脱离正常家庭和亲人生活的背景下才能形成。

二、善待他人可以救自己的命

黄勇在他自制的“智能木马”杀了17个人，唯独放走了一个少年，也正是这个少年报案，才终结了他的恶行。

这个少年是怎么做的呢？黄勇折磨他时，他一直在哭求说：“你别杀我，我是独生子，我有爸爸妈妈，我还有个残疾的大伯，你要是杀了我，他们以后怎么办呀？你也有妈妈，你如果就这么没了，你妈妈回来找不到你，她会怎么样啊？”

结果说的黄勇大哭，边哭边说：“我妈才不管我死活，我在与不在，他们都不管我。”

少年听到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要是不嫌弃，等你老了，你把我认作干儿子，我陪你，我把你接过来，为你养老。”

黄勇最后把他放了，这个少年的本性，他的善良，救了他的命。

负面情绪驱动犯罪，要拯救自己，就要想办法从情感层面打动罪犯。

而伤害到一个人的脆弱情感时，可能把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催化成罪犯。

马加爵2004年在云南大学宿舍连杀四人，引发了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

被杀的4人都是他的同学。案发前几天，马加爵和邵瑞杰等几个同学在打牌时，邵瑞杰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了争执。其间，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

这样的话从邵瑞杰口中说出来，深深地伤害到了马加爵。

随着争吵的升级，邵瑞杰进一步透露了一个秘密：马加爵在外面找小姐。马加爵的自尊心本就脆弱，羞耻心又特别强烈，邵瑞杰把这件事捅了出来，直接击破了马加爵的心理底线，他当时就有了杀人灭口的心思。

所以他后面把在场的4个人全部杀了，主要就是为了灭口。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两件事，都比较危险。当时已经站到了被暴力伤害的十字路口，还好我成功避开了。

一件是在一个下大雨的夜里，我到我表弟家去，为第二天的马拉松比赛做准备，因为他家离比赛起点比较近。

从地铁口出来，雨很大，我就上了一辆三轮，给师傅说了一个地址，谈好了一个价钱。

这个师傅一幅很不耐烦的神情，凶得很。雨夜能见度也不好，我看不清他的脸。上车后，我觉得不保险，跟他确认了一下地址，说是某某小区西门哦。

他一听就急了，“啥子西门？不是东门吗？西门那么远，你豁我哦，6块钱不走西门。”

我感觉当时他的那种急躁要溢出来了，而且他说话声音特别大，三轮又开得很快，呼啦啦的往前冲。

他还有一种被欺骗的委屈感，虽然我觉得我没有骗他，但这个时候澄清只会导致争吵。我的恐惧感浮了上来，我觉得这个师傅就像一头野兽，此时他已经被激怒了。

我给他说：“去西门，钱没关系，你平常到西门收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他沉默了一下没说话，下车后收了我8元钱。

还有一次也是坐车。

那是晚上22点过，我坐动车到绵阳火车站，然后要从火车站到下面一个县城里去，那个时候公共交通都停运了，我提前通过一个非合规运营的平台联系了一个黑车。

这个平台相对可靠，有自己的收费标准，她告诉我收费80。不巧的是，动车晚点了20分钟，我尽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黑车司机，本意是让他合理安排时间，避免久等，司机一听不高兴了，告诉我到达时间太晚，要加钱。

我清楚这个司机估计想多骗钱了，我说我愿意按规矩给钱，只是你们的收费规矩是怎么样的呢？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司机开始编故事，从早上几点到几点收多少钱开始讲起，然后一直编到晚上22点后收多少钱。中间我还打断过他一次，请他直接告诉我22点后收多少钱就可以了，但他不，一定要从早上开始。

好嘛，这是怕打断以后逻辑接不上吗？

挂完电话，我直接打给平台，告诉她司机要涨价。平台坚定的告诉我只给80。平台在管理这些司机，司机乱收费是要处罚他们的。

我把跟平台沟通的结果告诉了司机，司机说了一句“那你喊平台换个车”，就挂了电话。

再次跟平台沟通，平台告诉我没有其他车，就这个车。

过一会司机打来电话，看起来是被平台训了，他问我在哪里接我。

我感觉到司机非常愤怒，又有一些被我识破骗局的羞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安抚他的情绪，毕竟我已经维护了我的权益。

我告诉他：“我只想维护我的正当权益。钱我不会少给，也不会多给，按平台规矩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让我们愉快的把这趟行程走完。”

事后还是很惊险。这个司机全程开车一言不发，放着很大声音的迪厅音乐，限速80的路上开到120，我在后排都吓得系紧了安全带。

我不太敢制止他开这么快，担心进一步激怒他。只能目不转睛盯着路况，希望时间早点过去。

还好有惊无险，最后顺利到达目的地。

具有犯罪人格的人社会化适应不好，谋生技能少，因此在技术含量低的岗位上相对较多。而司机是一个需要大量接触乘客的职业，所以我两次遇到比较危险的情况都跟司机相关。

三、生而不养是导致犯罪人格的最主要因素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早年的问题。

人性是养出来的。人和哺乳动物都有自然情感，那种天生的依恋。狗狗就是这样，只要你养它，它就不咬你，它咬别人。

人出生时啥都干不了，吃喝拉撒睡都需要人帮忙。在被照顾的过程中，人逐渐形成了亲社会性的人格和人性，形成了情感，形成了对养育者的依恋。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稳定的养育者，还要有身体上的接触。如果你只是把孩子放在床上，把奶瓶往他嘴里一塞，孩子身体上能长大，但跟人绝对不亲。

缺乏照顾和情感抚慰，导致孩子的情感发育不健全，长大了冲动性强，控制力弱，认知能力差，做事易走极端，触犯法律。

恶性罪犯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多人有强烈的性欲，为了性欲可以找小姐，可以杀人奸尸，但他们没有跟人身体的亲密感。

他们只是把人当成满足性欲的物品，所以他们不在乎人活着没有，甚至死了更好，这样不用担心被害者报案。他们只射精，不做爱。

人格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6岁之前是人格发展的黄金期。过了这个时期，再想去弥补就很困难。

时代变迁，现代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比起以前大大减少了。现在精神疾病和变态增多，和孩子的成长环境被破坏也有很大关系。

生育孩子很重要，养育孩子更重要。如果确实有父母没有条件养育孩子，我们的社会应把责任接过来。

养育孩子当然要花钱。但与其等到没被好好养育的孩子长大后犯罪，我们在破案、抓捕、送监狱、维持监狱这一系列事情上花钱，不如把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好，及时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资格，保证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医疗届有个著名的说法：在体检上投入1块钱，治疗上就省了1000块。

这句话放到儿童福利机构的建立上也是适用的。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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