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寄生虫》讲述了一家四口全是无业游民，爸爸金基泽成天游手好闲，直到积极向上的长子金基宇，靠着伪造的文凭，来到富豪朴社长的家应征家教，两个天差地别的家庭因而被卷入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中的故事。

家庭的集体无意识——碉堡化

导演奉俊昊的许多的电影，如果大家稍微注意的话，会发现有好几个电影还蛮有名，比方说汉江怪物、杀人回忆等，他的电影题材很多样化。

如果大家对家族治疗有兴趣就会发觉，韩国是唯一，政府把家族治疗作为比较官方的一种介入的方式，和作为社会福利的，而不是什么任何流派的个人治疗。

为什么韩国对家庭这个事这么支持？

当然就有一个社会背景，韩国进入四小龙以后，但是为了要继续保持竞争力。

所以在朴正熙也就朴槿惠的爸爸，还是做总统时，70年代开始大力扶植大财团、小财团、有核心的财团。到2012，前面10名的财团占了全国的总生产力的85%。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一定要进名校，女孩子一定要够漂亮。

如果大家了解韩国的父母，不管多穷，都要想尽办法掏钱让自己的女儿，至少比如高中毕业的时候想办法去整形，进入大学看起来很漂亮。

如果你要上到一个好的大学，这个好的大学才能够进到某个集团里面，你一定要想办法在里面努力往上爬，也可能你进不了集团，或者万一景气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在中年的时候被裁员。

所以韩国也是全世界成年男性自杀率，或者是中年人男性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是大概比第二名都还多好几倍。

其实大部分自杀者，几乎都是这10个财团开除的。

这个导演他成长的过程，从70年代到现在，他看到韩国整个社会两极化，开始迅速拉开。

这跟我们现在的社会集体不太一样，我们可能大部分先是家族从乡村到都市，乡村解体，至少大部分的竞争力集中在都市。

韩国在城乡还没拉开的时候，反而是贫富两极的拉开。

这种两级拉开的时候，这些家庭本身慢慢就变成，就像我们个人遇到的问题，自然会发展出防御机制来面对问题。

家庭遇到问题，家庭里面不自觉的有一个家庭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发展出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有人会把它称为这是一种把家庭碉堡化。

老一辈的华人，在西方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很老的唐人街，你进去了他们还在讲广东话。

早期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把华工运去当，比方说铁路的工人，所以那时候华人像黑人一样，是当做黑奴贩卖到美国。

但是事实上等到他们都建设好了之后，就开始排华。

有一个惶惑的传说，华人的工人本来因为做工，移民过去的，我看过一个数字，不知道可不可信，就是二十几万华人一下子是被杀到剩下六万华人。

可以想象老一辈的华人，他们到了一个他乡异地，对外界的恐惧的不安，是完全没办法融入进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老一辈的华人，他们在里面还是讲广东话，没有学英文、学当地的语言，对外面到底谁当总统都无所谓，等等这种状况。

其实每个唐人街都是一个大碉堡。

反过来讲，韩国迅速变化的时候，每个家庭都变成一个小碉堡。

跟我们学的心理学不太一样，因为心理学本身毕竟在西方发展的，本身它有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

西方：有这种个人主义的基础，所以发展出来精神分析，基本上是以个人的意识，我们可以说是个人的自体（individual self）。

可是回过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比方说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宅门》这个电视剧里就讲：

你做的这件事丢王家的脸，丢薛家的脸。此事后接受处罚，甚至被逐出乡里。

东方：家庭自体（family self），有些时候是比个人自体（individual self）强烈很多，重要很多。

我们文化本来就有这基础，如果再加上外界很危险的时候，很自然就发展出这样的一个防御机制——碉堡化。

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为了竞争，是互相往上挤的，甚至有不惜杀掉对方。

当你为了集体，比如“我为了我家去杀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道德那种不安，会少很多，我是为捍卫这个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导演用很多比喻，包括地下室，就是一个碉堡，包括那个家庭也是一个碉堡。

味道的隐喻

自我主体感的丧失

在电影当中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隐喻，就是跟味道很有关系。

有人提到说，为什么朴社长怎么就这么讨厌这个味道。

当然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说他们身上很难闻，因为他住在很简陋很糟糕的一个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我想它都是一种符号或者说隐喻化的描述，它不会只是说就事论事，这个味道太难闻了，然后他就受不了了。

从我们心理的角度来讲，朴社长对于这种难闻的味道，他把它定义为类似这是穷人专有的某种味道，就象征着说社会底层生活，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的那些气息。

比如说什么被水淹了，然后到处散尿，或者是各种蟑螂诸如此类。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跟传统文化无法进入一个很现代的语境，所残留的部分是关联在一起的。

对于朴社长的，他毕竟也是一个韩国人，他不能说他的祖宗不是韩国人，他赚再多钱，也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

对于这种味道，如此强烈的厌恶或者说抵触，我觉得问题是，虽然他获得了貌似商业上的一个成功，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上层，

但似乎他自己身上原有的，跟他的祖上相关联的那些东西、那些感觉、那些文化要素。

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变为社会当中大家所共同需要的某种价值。

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存在难闻的味道，因为难闻味道的已经变成了符合现在的语境可描述的那种东西。

显然他是放弃了某些沉重的东西，然后让自己好像有点什么，轻装上阵。

好像我不要匠人精神，我就做复制品，这样的话你看我就可以迅速的积累财富。

这种现象我想当然不光是韩国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或多或少也有。

比如说，老有人指着我们说干嘛老做那种什么A货，但我觉得这是个雏形，A货不就是代表着极度的可复制。

你的产品再好，你标是一个牌子，说我是名牌，你凭什么就说它不是个复制品呢？

就像电影里的片段，金家人夸朴社长的老婆善良，说：我要是跟她一样有钱，我也会很善良的。

就是说所谓的善良，无非是指它比较能够遵守一套“大家都看着挺好”的一套社会规则。

可是从本质上来讲，这套社会规则为什么要去维护它呢？

难道是当穷人遵守规则以后，让自己没饭吃要饿死？谁愿意去维护他？

富有的人觉得我维护他以后可以保有我的身份跟财富，我才愿意致力于去推动它。

可是这个当中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就从文化层面上来讲，工业化的部分确实来自于西方，而韩国本质上来讲它依然还是亚洲的东方。

所以文化冲突没有通过它变成四小龙，或者说他发展出几个财团来，真的把他的社会给转型了，所以冲突就愈演愈烈。

但西方的工业革命化强调个人化的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财富迅速累积，然后社会的所谓的文明程度也好，恢复城市化的状态也好，确实也是迅速发展，所以就理所当然的拥有了话语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刚才说到的生产复制品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同时是一个异化过程。

我越来越多地生产出一种东西了，然后我对它加以认同并且使用它。可是慢慢的我的主体感其实是丧失的，而且越来越少。

当我使用的空调，我让自己一直处在25度到30度的范围之内，我是感觉很舒服，我也不会再出什么痱子，我永远也不会看到自己脚上生出冻疮。

可是我那些原来很热很冷的，所有的这种感觉体验其实就送给了空调了，就被机器拿走了。

作为人而言，我的存在感，在感觉层面上其实是被大大的给压缩，感觉越来越少以后，人与人的连接势必就越来越越薄弱。

因为我们不可能靠一个空调去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能总要靠自己心里的或者身上的一些感觉，我才能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如果完全靠技术产品去做所谓的万物互联，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人就变成了机器人。

朴社长他固然变成一个有财富的社会新贵，但是他身上那些挥之不去的味道，其实是在告诉他说，你跟那些人其实在一起，你突然之间获得的身份，有没有文化上的根基呢？

这是存疑的。

心理咨询本土化：心理问题是社会问题

在个人身上的呈现

薛伟：

我觉得电影当中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金家儿子实现的愿望会怎么样，要是他实现的愿望，就是变成了朴社长。

朴社长还会是来找我们的人，然后他说他现在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讨厌一种味道，可是一旦碰到这个味道，才有那种活着的感觉。

他为之非常苦恼的来找到我们咨询师，我们该怎么办？

他有这样一个症状，所以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太狭隘的说：你心理上出了点问题。

可能通过这个电影，我觉得在社会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都要看到所谓的症状的一些来龙去脉。

所以要解决这个症状，在社会层面上其实就需要去解决社会底层这些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心理问题，显然其实从来不会只是一个心理问题，它总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在身个人层面上的一个彰显，或者是一个具体化。

在电影当中，我觉得让人感觉有点悲哀的事情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彰显出来的现象是一个轮回，永无止境。

就是金家的儿子又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朴社长，可是这有啥意义呢？

对这个社会来说是还没有变化，在现实层面上，韩国社会他们用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让这些“朴社长”拿出一些钱来，给底层的那些人钱，好让他们重新安抚一下。

好像至少在这部电影当中没能让人看到，对于朴社长上这个症状到底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式可以去处理。

但是我想至少给到我们一个启发，

因为心理咨询理论它也是也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延伸，现代科学很典型，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整套的现代化的体系。

所以从这个点上就看到，如果我们只是单一的去使用一套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或者是一个非常对的东西，要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如同电影当中，朴社长身上出现的难以摆脱又非常需要的味道的话，是无法解决的，

那就意味着，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好像特别强调说如何可以把这个理论让他本土化。

我们不是去解决欧洲人的问题，我们也不是去解决美国人的问题。

他们的理论是有借鉴，因为确实我们很多地方也已经接受了所谓的工业化的一部分观念。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东西，显然放不到那个地方去，就像韩国的味道去不掉，没有办法放到工业化的产品当中去。

它本来是有用的，本来是让我们可以活生生感觉到我在或者说让我们觉得说我可以变成一个将领。

现在你让我变成一个商人，我变成商人是可以，可是我想要变成这样的有用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没用的气味了，这就是个麻烦。

所以这个机会也许原本他也并非那么的没有用，只是在被放置在一个非常现代的轨迹当中以后，他突然好像变得非但没有用，还变成了一种被嫌弃的东西。

在做咨询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可能去思考，尤其是我们作为亚洲的咨询师，更加去考虑这个问题，不能一味的说他们的东西特别好。

也许在之前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么的需要发展一下经济，那么需要说学习如何提高技术。

让我们生产更多的产品，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富裕的，不要一直处在有的吃、没的吃的状态里面。

这个问题已经大大的缓解，那就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不能那么认同，说这个标准是有用的。

通过这个电影我觉得它非常具体，告诉我们其实不能那样，因为在宏观上它是没有用，在微观上你都不知道如何解决朴社长，所谓的跟味道有关的症状。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对我们的咨询而言，这部电影其实还蛮有一些启示的。

王浩威：

虽然心理治疗学了很多，不自觉得，很难摆脱西方的知识体系。

比方说，我回想，以前我也会觉得说求神拜佛是很迷信的，很无聊的，很没有理性的一个东西。

但后来又想想不对，我从小走过庙，忍不住就逢庙必拜。虽然是远之，但是还是敬鬼神。

所以一方面，明明生活中是承认它存在的，但理智方面其实很受西方影响，说这是迷信。

薛伟真的就提出来，我们自己是怎么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然后再来好好看待我们学的这些东西。

我们从西方人，学来这些东西，可能不是说10年20年，可能要好几代，但是没关系，我们开始了。

但是我相信慢慢的有些东西不一样，找回我们的好东西。

薛伟：

关于本土化的建议，我现在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个团体，我的团体是在动力学体题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本土化的观念，所以我把它命名为结构式文化动力团体。

我觉得西方的心理学，它是比较在一个横断面上做非常多的解释，缺乏的是一个纵向的衔接。

纵向就是一个文化的传递，家族的传递的脉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够的。

他们尽管也谈家族传统，但仅止于两代之间，顶多也就三代。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姓氏代代相传的传承感才是一个很纵深的感觉。

我在我的工作当中，试图把这种纵深感也引入，作为一个视角去评估和判断这些问题的来源。

而且在宏观上也多连接一点，比如说刚才谈到的社会文化的面向，刚才我说朴社长这个问题，比如说跟味道有关的一个厌恶感，好像无法消除。

但是放在社会层面上来看的话，你明显看到一个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他的症状。

所以我觉得，对于如何促进本土化的发展其实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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