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的地方就有爱恨情仇｜从小津安二郎经典电影《东京物语》谈起家庭的生与死。

《东京物语》的情节有一点儿过春节的味道，就是家族大团圆。春节属于华人的节日，全国各地的人们在春节前会赶回家。从心理角度来讲，春节是一家人重新展示爱恨情仇的节日，一家人见面未必就是欢乐的事情，而是经常旧恨新仇一起报，或者重新来索要以前没有被满足的爱。

《东京物语》在2003年被翻拍的时候，改名为《东京家族》，这两部电影可以结合着看。《东京物语》拍摄于1953年的日本。日本于1945年战败，这家里的儿子在八年前去世，也就是说他可能死于战争。老人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背景音乐是日本的军乐曲，而三个人回顾的事情也跟打仗有关。

《东京物语》中讲了两代人的生活，呈现出三种年龄，一种是即将老去的父亲和母亲；一种是老大和老二，即大儿子和大女儿；还有一种是三儿子和小女儿，但对他们描述的篇幅不是很多。到了《东京家族》的时候，大部分讲述的都是三儿子，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所以重点描述就是老三年龄阶段的人。从影片时间推算来看，父母大概是“30后”，儿子是“50后”，到了2003年翻拍的时候，三儿子应该是“80后”生人。1953年对日本来说是百废待兴的时候，老人的影响力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电影中，男性角色的呈现没有女性多，出现最多的就是母亲，其次是小女儿、大儿媳妇和在战争中死去的二儿子的媳妇纪子。父亲好像是一个比较呆滞的人，只有喝酒以后，话才逐渐多起来。大儿子是社区的综合医生，父亲对大儿子比较失望，也彰显了儿子在家庭中没办法做主，但也拼命地为家里赚钱。

这里有很多象征意义，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电影中呈现出日本战败后的现象，就是男性力量在衰减。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时候非常专制，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人们做事的速度变得很慢，男性讲话非常弱，小儿子大概只露了几面，但到了《东京家族》的时候，小儿子一下子变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日本男性在80年代以后重新崛起。

两部电影的拍摄风格不同，反映出不同年代导演的不同着眼点。日本战后非常强调女性的力量。对于有丧失和战后创伤的家庭来说，他们需要女性的容忍、接纳和恪守妇道，女性不仅在家里照顾孩子，还协助丈夫，即便是丧失了丈夫，也要恪守妇道不再嫁人。现在的日本，像纪子一样有隐忍的女性不再那么多了，因为时代在变化。第一部电影是黑白的，第二部电影是彩色的，两部电影合起来看才比较有意思。

家庭中的老大和老二处于中年危机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算盘，尽管日常对父母也都能保持基本的礼节和礼貌。日本人特别讲究不给他人添麻烦。在这对老夫妇离开东京后，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感慨的话：老大和老二在小的时候还是很好的。老人之所以这样感慨，因为老大已经变得比较生疏，跟人也不亲近，女儿也特别会算计，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凑钱让父母出去旅游，但两位老人来到东京，只想待在儿女家中。

对日本来说，1953年拍的这部片子已经很现实了。电影有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母亲突发疾病以后，大儿子和大女儿商量要不要带孝服，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有一些看法，即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内心中不指望母亲能够活下来，所以才提到了孝服，而小儿子和小女儿根本没提到孝服，所以他们希望母亲活着。但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理解这个细节。人到中年必须接受的现实就是父母老去和病逝。当他们商量是否要带着孝服的时候，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哀悼的能力，具备了接受父母离开的能力，但小儿子和小女儿年龄还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电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前面的渲染，即这对老夫妇如何去见儿女，另一部分是后面高潮的推进，即母亲死亡的过程。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以后，小女儿来跟大儿子商量这件事情，但大儿子却在花丛面前吹起了口哨，这个情节有一点儿奇怪，尽管他对母亲的死亡有准备，但也未免显得太不庄重。

20年前我在做医生的时候，每到春节，病人无论病情轻重都要从医院赶回自己家中，因为他们觉得春节一定要待在家中。近年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春节期间病房也人满为患，病人和家属都觉得待在病房里才是最好的，一是因为老年人怕死，二是因为年轻人怕别人说自己不孝顺。这部电影就反映出20年前我做医生时的情景，病危的母亲一定要回到家中，全家所有人都到场了，这种死亡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很安静地坐在那里聊往事。小女儿说母亲死得非常安详，是大往生了。大往生是佛学里面的一种说法，是指一个人去世的时候没什么痛苦，很平静，转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电影后半部分讲述的是死亡的事情，也就是家庭中有老人去世以后，孩子们是怎样完成哀悼的。年长的孩子们能够赶回家陪在老人身边，但小儿子没赶上，尽管大儿子和大女儿在社会上和生活上有一些压力，父母也觉得他们有疏离感和小心机，但他们对父母已经很尽心了。早年父亲酗酒的时候会打母亲，所以小女儿对父亲一直有怨言，很生父亲的气，而且父亲喝酒也引起了她的创伤反应，尽管如此，她还是把床让给了父亲，最终接纳了父亲。如果儿女对父母能够保持尊重，在老人遇到危机的时候能够出现在他们身边，并且对父母保持理解，这样的儿女已经很不错了。这对父母也做得很好，虽然对孩子有诸多不满意，但能够理解、妥协和退让。

电影在前面重点描述了母亲，突出了女性角色，到了后来母亲死后，父亲慢慢展现了作用，他讲话的时候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在此之前，父亲讲的话大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是生活中琐碎的事情，不太深奥，但是到后面，父亲的作用逐渐变大起来。父亲跟纪子有这样一段对话，父亲侧着身子，而作为晚辈的纪子比较尊重地面对父亲，后来父亲转过身，很郑重地面对纪子说：“在家里，你应该算是外来人，儿子和女儿们应该是家里人，但很奇怪，我们觉得你才是最孝顺的那一个，我们把你当作亲生女儿来看待，可是你应该嫁人了。”这是整部电影的高潮部分。

纪子用了八年的时间哀悼丈夫的死亡，她没办法让自己再次出嫁。弗洛伊德在《创伤和抑郁》这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你特别爱一个人，对他投注了特别多的能量，即力比多，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投注到其他客体，除非你把这个能量收回来，这叫作客体转移。”面对父亲讲的话，纪子回答说：“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我的丈夫了，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人嫁了。”

在父亲跟纪子谈这件事情之前，母亲也跟纪子谈过，当时两人谈得非常开，母亲比纪子还要伤心，母亲说：“你这样会让我们很为难，也很担心。”当母亲说的时候，纪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心里很忧伤，这一个情节拍摄得非常细腻，我们能看到纪子把灯关上，躺下来，作为观众的我们能够听见母亲的抽泣声，但纪子很安静，默默地吞口水，可见纪子是有话想说的，但她面对母亲无法说出口。可同样的话，她却可以在男性面前讲出来。

我们在临床中看到，很多人常常对父亲有特别多的渴望。当纪子得到父亲鼓励、能够跟父亲表达爱的时候，在她心里丈夫去世这一关就过了。当她把内心想法说出来后，父亲（公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母亲传家的手表送给了纪子，这是一个仪式，意思是你已经完成对丈夫的哀悼，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父亲在此之前经常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在电影结尾的时候突然变得有力量。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一天早上，大家都准备走了，父亲站在外面，小女儿去找他的时候，父亲说：“太阳升起的景象真好看。”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意象，他本来应该是个老去的人，老伴刚刚去世，怎么说也应该是夕阳，但他却看着日出，回来以后跟纪子说了那番话。父亲看日出的画面很有意义，日出意味着上升的年轻人。到了2003年拍摄《东京家族》的时候，小儿子变得特别重要，这部片子强调了年轻人的重要性，而且小儿子在情感上有特别丰富的表达，后来纪子的角色变成了小儿子新谈的女朋友，这部剧中也不再有战争的痕迹。

我看《东京物语》的时候不太舒服，就是因为里面隐含了战争的意味；到了第二部的时候，电影的镜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慢慢拉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开始发展，年轻人变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声明：本站内容与配图部分转载于网络，我们不做任何商业用途，由于部分内容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方式请点击【侵权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