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上，“母亲”这两个字蕴含着最为特殊的意义。不多谈感谢感恩，在这里，我们只想真诚地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因为疫情，不少人获得了一段“额外”的时光，与母亲相处，与家人相处。然而这段时间却不总是温馨快乐的。我们会发现，自己与母亲，或者与父母、与其他亲人之间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摩擦”存在。

今天，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专职咨询师汪春花老师，将与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认识与父母之间的‘暴力性沟通’”以及“如何减轻‘暴力性沟通’对自己的消极影响”。

为人子女，最大的委屈就是，在自己父母的面前，还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世人称为温暖港湾的家，却是给自己伤害最深的地方。

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就是父母的“暴力倾向”。常常不知道因为什么，父母就陷入了暴力性争吵之中，然后殃及子女。子女情绪尚未发展成熟，却需时时防范父母极不理性、破坏性的情绪和行为。这种委屈、忿然、悲伤的情绪给子女一种强烈的负面影响，让人长期处于一种低自尊，甚至是羞耻的体验中。

为了矫正内心的感受和认知，

有的人会和父母据理以争，认为子女需要对父母不理性的言语和行为进行拨乱反正，让父母承认他们的错，甚至要向自己道歉，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变回“好的”人。

有的人会陷入到一种时时都很警觉的惶恐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自己的哪句话就会惹得父母大发脾气，因而伤害到自己。于是，自己就“变身”为一个小雷达，不眠不休地运转着，监测着周围的环境。这种感觉太令人害怕了，所以这部分人认为，必须要先处理好这个威胁，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还有另一些人则是完全放弃了对父母的幻想和期待，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看待他们，不希望了解他们，不希望自己和他们纠缠在一起，认为年轻生命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逃离他们，越远越好。

这些应对方式各自具有功能：

比如，和父母争论，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子女会觉得这是一条能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感受、重新获得控制感的一种方法。警觉于环境中的危险信号，防范于未然——试图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来减少暴力沟通的频率和激烈程度。而放弃期待和远离父母更具短期显著效果——利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来隔离父母对自己的影响，眼不见心不烦。

不过，如果大家只用比较单一的一种方法来处理“如何与暴力性父母相处”这个问题的话，时间久了，其劣势会逐渐暴露。比如，同学们和自己的父母据理力争的一个理想化的预期就是，父母会因为“我”的言之凿凿而能很快痛改前非。

假如头天晚上和父母吵完，第二天回到学校，你大可以骗自己：父母在家后悔不已，下次回家一定会有不同。但假如吵完之后你仍然和父母长期相处，面对父母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的表现时，你无法自欺欺人。于是你会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父母依旧我行我素，你开始变得失去控制。

警觉性地预防也是如此。屏住呼吸地苟延残喘几天甚至一周还是可以的，两周、三周、两月、三月，时间一长你就会耗竭的。

维持这种警觉性需要依赖交感神经的兴奋，假如它持续放电而没有获得必要休整地话，它将进入疲劳期。此时，如果个体还要承担一些需占用认知加工资源和能量的任务，比如学习，工作等，由于个体原本因为高警觉已耗费大量资源能量，此时这些任务的绩效就会受损。因此，这种持续高警觉的结果就是，未必能对受到威胁的处境有有效的、有功能的应对，反而还影响到其他必要的生活学习目标的达成。

如果说据理力争和警觉性预防还是一种应对的话，那么放弃对父母的期待、逃离父母则是一种回避。

在心理学中，回避意味着回避的对象不再进入到个体的加工处理范围中，对回避对象形成的印象和评价也因此不再更新。

我们都有一定程度上回避不喜欢或讨厌的人/事的倾向，不过，这些回避尚属于一种适应性的范畴。假如，个体由此形成一旦出现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的时候，就反应性地采取回避的模式，这使得个体无法通过类似场景的互动，进而无法产生新的信息来修正旧的、不合理的信念和认知，个体将难以形成对世界、人生、自我和他人客观的认识，一些不合理的、缺少功能性的信念将一直持续下去，成为某些情绪障碍形成的动力性基础。

比如，有个人在早期形成“人是不可信任的，自己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乎？” 的信念，在此信念的支配下，个体发展出一套与此信念相对应地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在一些特殊的关系中变得不再具有适应性的功能，比如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中，信任是获得亲密感的基础；而放弃“人是不可信任的”信念，个体又缺乏必要的安全感，个体将会陷入到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此僵局没有办法得以突破，往往抑郁就会发生。

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依次采用以上的应对策略。

比如，开始的时候会据理力争，然后说服不了父母，开始警觉性预防或者回避威胁性的场景。

不过，在当前的防疫相关政策的要求下，大学生“不返校，不离家”使得以上几种应对策略的短处暴露出来，假如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处于要写论文的特殊阶段，境遇将更是雪上加霜。

想要逃离的人，无处可逃，警觉性预防的人都已经预防了几个月了，而据理力争者除了一次次让自己失望之外，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人身安全的隐患。

疫情期间，遭遇和父母之间的“暴力性”沟通，成为影响很多大学生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如何去认识这种“暴力”父母和“暴力性沟通”，如何去减少它们对自己的情绪影响呢？以下的建议可以供大家去尝试：

01、抽身暴力情景之外，发展观察者的视角。

我们对暴力父母很大的不解是，明明是一件小事，却惹得他们大动肝火，恶言相向，甚至有的还想拳脚交加。这让我们非常委屈，为何别人家的父母就不是这样。事实上，根据创伤研究的临床经验，这类暴力父母的这些表现往往都是一种创伤再现的表现。也就是说，父母在更早的时候，遭遇过一些创伤事件，心身受到过比较严重的伤害。后期，一些小的扳机性事件，触发了他们的创伤性反应。换言之，父母以一种暴力方式来对待你和当前的情景，他们往往是“身不由己”地进行反射性反应（历史体验再现）。这种反射性反应通常不太能对当前事件进行合适的回应，因为旧有的创伤反应被激活，他们以为曾经的威胁又来了，你变成了他们曾经的威胁的替代。因此，在这种时候，你需要抽身出来并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此刻的父母正在经历曾经的创伤体验，他们无法从反射性的反应模式中挣脱出来，他们真正施暴的对象其实是曾经的伤害，而不是你。

你现在所体验到的各种委屈、痛苦、愤怒也是他们体验到的，他们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的，一直带到了现在。通过这种抽身出来，我们不再认同自己是受害者，我们甚至可以安抚自己的情绪，不再通过认同受害者的角色反射性回击而引发父母进一步的暴力反应。

02、回忆曾经暴力沟通出现的情况，找出那些引发父母暴力倾向的扳机事物，获得相对控制感。

比如，一些家庭中，不能谈及父母的原生家庭，一谈必吵，还有的可能是和钱财有关的事情，还有的可能是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父母的一些要求等等。这些引燃暴力沟通的事件和场景的确认，可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获得一些控制感，也有意识地规避引发暴力沟通的风险，从而获得一些相对安全的时间和范围内的心身放松。

03、放下解决暴力问题的迫切性，学会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任务上。

很多时候，我们讨厌陷入暴力沟通情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影响到了我们对学业的投入度。以至于我们错误地以为，不先把暴力问题解决掉，自己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学习。事实上，如前面所述，暴力沟通的出现往往都有一些历史，解决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而当前一些紧急重要任务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等待。

此时适宜地应对是，找到相对安静的时间和环境抓紧完成紧急任务，而在一些暴力情况出现的时候，能做多少便做多少，不用刻意要求自己和平时一样高效专注，也不必完全放弃。

人的注意力是可以做到在一些事物上的转换的。关键点在于你将注意焦点放在了自己的情绪感受上，还是指向具体的任务上。总之，暴力沟通发生即发生，暴力沟通停则停，当发现自己开始反刍这些事件和场景的时候，及时转移走认知加工的焦点。

04、放弃受害者心态，主动承担冲突中的责任。

从家庭治疗的视角来看，引发暴力性沟通背后的机制往往是双方的自主需要的不满足所致（家庭治疗中称为“权利的斗争”）。

比如同学认为自己有权去追求爱情，哪怕是“早恋”，而家长则认为谈恋爱一定影响学习。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引发冲突。

在这些情景中，我们需要学习到如何练就一身既坚持了自己的自主性又不会被家长的反对影响情绪的本领。不然，我们一味悍卫自己的权利，又不让父母表达他们的反对，这则是另一种变相的暴力，时间久了，父母情绪也会生病的。

05、构建清晰、具体的沟通目标。

经常处于暴力性沟通中的我们，做梦都期待能和父母有一场“非暴力性”的沟通。值得注意的是，“非暴力性”沟通中我们注意到焦点依然还是在“暴力”上，一旦我们闻到暴力的味道时，沟通的初衷就被忘到爪哇岛上了，我们再次重复暴力沟通的覆辙，完全忘记了当初为何要去沟通，沟通有什么目的。因此，我们需要在每次沟通前，明确此次沟通的目的，这个目的对于自己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进行沟通的目的是明确需要对方提供给自己一些什么，这些对方做起来是否有难度，如果有难度，自己可以接受的最低底限是什么的。

记住我们想要对方提供的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某些具体的行为等，而不是要对其人格特质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变——比如，我们要求父母改变“自私”、“暴力”、“固执”，则很容易引发对方防御性的愤怒，进而导致沟通中断，甚至再次引发冲突暴力。

06、觉察当下沟通双方的情绪状态，及时中断彼此反射性反应模式。

当沟通中的自我或者对方快要出现冲突性沟通模式之前，及时喊停。这时候可能的信号是典型情绪或信念的出现，比如委屈、愤怒，“他们凭什么这样对我……”“他们从来都不尊重我的感受……”。

当这些在沟通中被激活的时候，做几组深呼吸，告诉自己或者父母“我（爸爸或妈妈）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想等会儿再说……”。

这些中断反射性反应的操作，在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但加以练习，还是能比较容易掌握，它们的功能是在于让我们不再认同情绪、信念和破坏性沟通模式之间的条件反射，为替代性的、有功能的反应模式的建立提供空间。

07、探索“暴力性”沟通模式在家庭系统中的功能。

根据系统的视角，家庭中的病人往往是家庭系统互动的产物。病人的症状往往具有维持家庭的重要功能，比如一对夫妇感情疏离，但因为孩子出现了厌学的问题，而开始经常一起互动沟通，此时孩子的厌学即具有维持家庭的功能。事实上，一些家庭中，比较难以表达对爱的需要，转而习惯用“应该给”的模式，进而引发争论。所以，在这些家庭中，“暴力性”沟通恰恰是这个家庭链接最紧密的时刻，而其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家庭成员各司其事，老死不相往来。

这里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假如只有父母 “暴力性”沟通才能将我们吸引到他们的生活中的话，那么可能也间接地提醒我们——我们太久游离在家庭、父母之外了，父母无意识地使用这种不太建设性的方式获得我们的关注。显然，如果这种隐含的功能没有其他方式来替代完成的话，暴力性沟通也就无法“功成身退”。

08、学会接纳、抱持无力感。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有任何过错，我们也尽力做到最好，也还是免不了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伤害。我们陷入了很强的无力、无助感之中。

此时，我们需要知道，对方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无力和无助感——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和你的关系，如何改变你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去除暴力对自己和关系的影响。

我们可以学会试着不去将他们看成不可理瑜的暴君，我们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曾经他们是如何被暴力相待，怎么变成暴力的受害者，又怎么开始成为暴力的施加者。我们甚至可以去了解更多暴力受害者的故事，从中更深入地理解暴力，逐渐体察到，无意识中人类其实都在共同承担着某些暴力他人也被他人暴力的现实。

也许，遭遇暴力的最大意义在于，如何能借着发生每个暴力的瞬间，渐渐渗入我们的有意识之光，让我们学会如何在每个互动中温柔而坚定地照顾到我们的需要和感受，同时尽可能地推己及人。

也许，生命不息，暴力则不止。幸好，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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