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20年，我的治疗理念也随着时间推移在慢慢地发生着转变，就像治疗本身一样，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的第一个变化是从确定到不确定。

最早的时候，我喜欢确定，跟患者治疗时喜欢非常确定地告诉他们疾病的原因及应该怎么做。学习家庭治疗以后，建构主义理论让我知道世界本没有真理，真理是人建构出来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可以有很多个，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可以那么确定，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别的方面。

当我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也就不再那么确定了。例如，原来我确定强迫症跟5-羟色胺有关，只要用足够剂量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就可以治疗强迫症，这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明了。慢慢地，我发现SSRI并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有些强迫症患者可能是在吸引父母的关注，潜意识地让争吵的父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洗手这件事情上，从而减少或停止争吵；有些强迫症患者是用动作缓慢来对付父母对他的控制和严格要求。于是，我开始对之前5-羟色胺的使用问题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开始关注疾病在家庭系统中的功能。

家庭治疗教给我的就是不要太确定，治疗会挑战家庭原有的确定性。当家庭带问题孩子来的时候，他们总觉得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治疗后却发现这可能是家庭系统的问题。不确定让我在理解疾病时变得更加开放，从而增加了更多有意义的可能性。

我的第二个变化是从权威到平等。

早年，我仅仅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还是比较权威的。学习心理治疗之后，我慢慢感受到心理治疗师并不是那么需要权威，可以跟患者及其家庭平等相待，而过于权威的角色反而不利于治疗关系和治疗结果。

平等不等于没有力量和软弱，平等是专业的平等，是专业的平易近人，能够以病人为中心，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愿意理解患者及其家庭。平等带来了医患关系的改变，也带来了患者和家庭的积极改变。

我的第三个变化是从替患者负全责到赋能给患者或家庭。

患者和家属常常希望我替他们负全责，我越在权威的位置上，就越容易认同这个位置，越想要替患者及其家庭负全责，并认为患者的症状能否好转和我的治疗水平有关，所以不允许患者不好转，认为如果他不好转就是我的责任。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会让我越来越累、不堪重负，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想终止治疗关系。

学习FBT之后，我看到治疗师也可以轻松一点地工作，赋能给家庭和患者，他们就会调动自身的能量，发挥治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和治疗师一起合作共同对付疾病。这种看似不那么负责的方式，实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技术，治疗效果更好。

我的第四个变化是从改变到接纳。

以前在治疗病人的时候，我一味追求患者的改变，觉得患者不改变一定是患者的问题，是他们不努力或者阻抗，因而常常会着急甚至生气，会更用力去地推动患者改变。

渐渐地，我越来越能够接纳患者的不改变，把治疗步骤放慢，理解不改变很可能是因为疾病对患者或其家庭而言具有一定的功能。同时，我也发现在改变和接纳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如果只要求患者改变，而不去接纳尚不能改变的部分，患者可能反而更不愿意改变，甚至造成脱落。

有的患者可能需要立刻改变，有的患者可能需要更多接纳，不同的患者对改变和接纳的需求量是不同的。此外，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对接纳和改变的需求量也是不同的，我们治疗师需要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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