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是一个跟文化密切联系的学科。这句话看起来容易，但却是我在咨询过程中切实的感受。不同的疗法实际上跟这种疗法的所在文化有关，疗法创始人的文化氛围跟疗法的应用有着很强的关系。心理学有一个主流幻想，就是希望有一种普世于全人类的心理学，但这种幻想只能存在于基本的心理活动中，一旦涉及情绪情感、动机、思维、语言、人格、社会行为这些层面，就不可能有全人类普世的内容，因为各个民族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各民族自身的特点。

心理治疗涉及人类特别复杂的心理，包括思维、情感、人格转变等，如果我们试图忽视不同文化的特点，这肯定行不通。现代的中国人有很多阿Q精神，而美国人有很多阿甘精神，他们有勇敢尝试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但从民族整体来说，他们不太喜欢思考深刻的哲学。美国哲学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一特点特别符合我对美国的印象——在看美国警匪电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片子里遇到危险的人都不动脑子思考，但他们跑得很快，力气很大，有很强的体魄。

美国人非常喜欢实用的东西，最早在美国本土诞生的治疗方法是行为主义，即有什么刺激就有什么反应，像开车一样，踩刹车就停，踩油门就走。他们很少关心行为里有什么内在机制。这种方法应用在来访者身上就是特别简单的系统脱敏、强化等行为技术。

这些技术不太适用于中国人，因为中国来访者都很喜欢动脑子。如果我告诉来访者恐怖没关系，只需要到大街上做脱敏治疗就会好，也许这种方法有一定疗效，但这些来访者一定会产生一种想法：我自己也可以去大街上，为什么要你带我去呢？我完全可以自己回家做。当然，他们自己不会回家做，所以这种疗法的效果还是不怎么样。

美国出现的第二个治疗方法是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方法，治疗理念跟行为主义不同，操作简单，但想要做好却不容易。人本主义疗法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就是给予来访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共情。这种方法当然也有用，但用在中国人身上会比较麻烦。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使人本主义疗法的使用更加麻烦。在以前，来访者来做咨询，治疗师可能什么都不用说，只是表达鼓励和支持，来访者就会觉得很舒服。渐渐地，我们会发现对来访者只是表达鼓励和支持还不够，时间长了，他们会找不到方向，然后也会不耐烦。

1986年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神经语言程序学（NLP）的书，这个方法很好用，效果也不错，同时我也经常用催眠和精神分析疗法。NLP治疗在美国很火，特别是其中的教练技术，这种操作简单的技术符合美国人的心态——只要使用就有效果，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但这个技术在中国却不是最适合的疗法。

我特别喜欢精神分析疗法，它很深邃，但在以前，来访者不可能每周都来做咨询，尽管收费不高，但长期的治疗也会让很多人负担不起。森田疗法在日本非常好用，强调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即在焦虑中忍受痛苦。我发现中国人没日本人那么能忍——很多日本人受过忍者训练，所以森田疗法在中国的效果就不够好。

于是，我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才适合中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讲究理性主义，美国人讲究实用主义，而中国人讲究悟性，那么，悟性可以借助什么来启发呢？那就是意象。中国人善于进行形象思考，我们的文字就是一种象形文字，我们的诗歌里充满了象征。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特点应用到心理咨询中。我试着把各方面学习的东西整合起来，发展出一套最好的应用意象来做心理咨询的技术。

我在精神分析中学会了释梦技术；在催眠中学会了如何引导人进入催眠状态和浅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很容易看到意象；我又设法改进NLP技术，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我受到了儒释道文化的启发，意识到密宗的观想其实是一种意象，道教的存想也是一种意象。意象在每个派别里都有自己的解释，解释都带有宗教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些实际上都是意象心理治疗。

比如，民间的巫术也是某种从意象出发的治疗，也可以被看成某种暗示。一个孩子癔症发作，经常跟父母打闹，父母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请来一个巫师。巫师说他被黄鼠狼缠住了，然后用火烤或针扎等方式把黄鼠狼赶跑，孩子就没事了。实际上，黄鼠狼就是某种意象，这个孩子可能是跟父母之间有某种冲突，但无法反抗父母，于是就把这种反抗压抑在心中，而黄鼠狼的特点是爱闹和调皮捣蛋，这就是他心中的心理意象。我们完全不需要相信或使用传统巫师那一套迷信的东西，而是可以把这种症状作为心理象征来看。

我把理论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新的疗法。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这种疗法，随后的10年间，随着我的坚持应用和普及，这个疗法慢慢成熟。1999年，我自己开始带意象治疗小组；2001年，我在北京林业大学做意象对话治疗的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意象对话。如果意象对话治疗是个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已经18岁了，可以上大学了。现在很多人都学过意象对话，而且使用过意象对话治疗的人也已数以千计。

随着做的心理治疗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用意象对话疗法，他们使用这个疗法也会有效果，但使用效果不如中国人好。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我尝试并实践了新的疗法——回归疗法，这也是非常有文化特色的治疗方法。

我觉得回归疗法的创始人是陶渊明，他把回归疗法应用于生活实践，当然还包括苏东坡和王阳明等，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心理疗法这种说法。回归疗法有特别鲜明的文化特色，基本理念是无我观，整个治疗过程就是教我们怎样回归初心，回归到赤子之心的层面。回归疗法所强调的个体品质完全是儒、释、道所提倡的个体品质。

所以说，回归疗法的特点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无缝契合，这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能将很多东西融合到一起，融合率不可思议。比如，佛教来源于印度，最初传来国内的时候，它跟我们本土文化的差距看起来很大，但后来我们居然把它融入自己的环境里了，还可以跟中国文化无缝对接。这种文化观念跟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特别大的区别。西方文明是越分越细，完全背离了融合，比如基督教有很多分支，这些分支很难融合在一起。中国文化是一种融合；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离。即便我们东方文化有分离，最后追求的还是一种融合——我们不拒绝分离，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殊途同归的点在哪里，而不是站在分岔的岔路上。

所以，我在回归疗法中发现这些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这些方法实际上非常东方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所失的“马”是小时候没好好学习英语。中学的时候脑子犯轴，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学习一门语言没有用；与其花时间去学一门语言，不如花时间来写本书，书写好了，自然就有人翻译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的想法真傻。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都选择出国留学，但我没有，我选择研究中国人。虽然没能出过深造，但我能够更专心地去研究、体会和实践中国心理学，而且我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心理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跟自己的个人成长息息相关。虽然西方有些流派也强调这个理念，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更加重视。对我而言，这并不只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差异：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东西方所追求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东方儒、释、道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实际上都是重视生活哲学、人生哲学和心性哲学的研究，而不是努力在自然哲学上有所成就。由此可见，中国人更注重对心的探索。

从宗教方面来看，西方人认为人不可能成为神，所以只需要信奉上帝，把自己交给上帝就好。但东方人却正好相反，无论是佛教还是道家，修行的终极目标都是天人合一，甚至超越天地。目标不同，做法也就不一样，心理治疗也是如此。在我做咨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的体会越来越深。

我最初推出意象对话疗法的时候，遭到了很多质疑，但当时年轻气盛，所以对这些质疑感到愤愤不平。等我开始推出回归疗法的时候，质疑少了，我自己也不再那么年轻气盛了。当时我有一个私心，这不是个人私心，而是文化私心，就是希望能够诞生一个中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技术，并且能够一直传承下去。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那时的我学习还不够，成长也不够，但我对当初的决定却丝毫不后悔。毫不谦虚地说，意象对话影响力的宽度和广度还是很大的。这么看，我所付出的努力和因被质疑所承受的压力都没有白费，我还是很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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