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心理空间网推送了儿童抑郁的12个信号后，收到了很多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反馈，询问童年抑郁症的实证研究。小编找到童年抑郁专家Kovacs的研究《童年的抑郁障碍》。全文共有5个部分：

童年期的抑郁综合征是病么？

我们应该关注童年期抑郁症吗？

早发性抑郁是如何出现的？

抑郁的孩子长大后会发生什么？

如何帮助患有抑郁症的少年？

以下是第二部分初译稿，以飨读者。

2、我们应该关注童年期抑郁症吗？

如前所述，儿童的长期情绪痛苦也会导致日常生活出现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在临床和研究中加以关注。除此之外，关注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1）抑郁迁延的形成成本、2）与抑郁诊断相关的自杀风险，以及3）在首次发作后，复发性抑郁症“致敏”的可能性。

2.1  形成成本

长期或反复出现的临床抑郁症可能预示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干扰或扰乱。

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特别容易受到抑郁负面情感影响的两个心理领域。从童年中期到青少年早期的这几年里，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家庭以外的同龄人和成年人，有助于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这些技能包括认识到自己的情绪、自己与他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学习解决社会问题的协作方式，以及互惠的重要性（Inhelder & Piaget，1958；Seiman,1980; Sullivan,1953）。

如前所述，抑郁儿童在抑郁时会出现社交和人际功能紊乱。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独自一人，并且从同辈那儿诱导出明显的负面反应（Altmann & Gothb，1988；Kovacs & Goldston，1991），这意味着他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化母体。

例如，如果一个10岁的孩子抑郁症发作了1年，一旦在11岁恢复，这个孩子将会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间隔中错过同伴关系中的社会技巧塑造、测试和整合。因此，长期或反复出现的临床抑郁症可能预示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干扰或扰乱。尽管和抑郁结果相关的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实证数据不足，但先前对抑郁青少年人际关系问题的长期研究（Giaconia等人，1994；Puig Antich等人，1985b）能够反映青少年的社会认知或社会技能的习得过程中受到抑郁的影响而出现的发展延迟。

与童年期抑郁症有关的不恰当人际行为可能会在“通过破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来干扰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特别大的后果。可以说，亲子关系“粘合”的是塑造后代，以及积极充实养育、关爱和照顾父母行为的能力。然而，那些易怒、无反应、无情感的抑郁儿童不太可能为父母提供积极的强化（Kovacs和Bastiaens，1995年），并“否认…父母为之奋斗的满足”（Coyne、Downey和Boergers，1992年）。事实上，这类儿童在临床上因其人际交往的无互惠性（或负互惠性）而著名。反过来，父母可能采取消极、轻蔑或惩罚性的方式（Coyne等人，1992年）。这一观点在近期社区样本中选择的亚临床抑郁症儿童的观察性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支持（Messer & Gross，1995年）。

家庭互动数据的条件概率（序列）分析显示，抑郁青少年显示了积极互惠和积极回应方面的缺陷。当父母或兄弟姐妹表现为积极或中性时，抑郁儿童的积极反应明显低于非抑郁同龄人。尽管抑郁儿童的父母与正常对照组的父母相似，并且当孩子表现积极时，他们也表现出了积极的互惠行为，但抑郁儿童的父母也确实倾向于散发出更多消极和中性行为（Messer & Gross，1995）。因此，这种相互影响的最终递归性质可能会破坏或削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恋连接，并对随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2 自杀行为风险

在自杀的年轻人中，患抑郁症病例的自杀率高出对照组27倍。

关注童年期和青春期抑郁的另一个原因是自杀行为的风险。根据最近研究中使用的标准和全面的临床评估，大部分精神科转诊的抑郁症儿童最终都试图自杀。

例如，在我的纵向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诊断是什么，虽然自杀意念无处不在，但自杀未遂都是抑郁症的特有症状。在平均7~9年的随访中，84%的自杀企图发生在具有抑郁特征的精神障碍中，包括严重抑郁、心境恶劣或器质性抑郁障碍，或者具有抑郁情绪的调节障碍（Kovacs、Goldston和Gatsonis，1993年）。

此外，大约三分之一患有严重抑郁症和/或心境恶劣的青少年在平均17岁时存在第一次自杀的风险。Ryan及其同事（1987）报道，25%~34%的抑郁儿童和青少年曾尝试过自杀。

此外，大约50%的年轻人有过一次自杀尝试，并且最终做了进一步的尝试（Kovacs等人，1993年；Pfeffer等人，1991年）。Pfeffer及其同事(1991年)以及Myers及其同事(1991年)也记录了精神科转诊青少年的抑郁障碍和自杀未遂之间的密切相关性。

情感疾病也是导致年轻人自杀致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青少年自杀受害者和病例的一系列仔细对照研究中。Brent和他的同事（1993）已经表明，严重抑郁症是导致这种病态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在自杀的年轻人中，患抑郁症病例的自杀率高出对照组27倍。最近的研究已经重复了这些发现（Shaffer等人，1996年），重点强调了少年型情感障碍和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

2.3 致敏性

童年时期第一次出现抑郁发作的年轻人在任何特定年龄段的总发作次数都可能比晚发性抑郁症的同龄人高。

关注童年期抑郁症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我想强调首次抑郁发作可能会让患者对未来的情感疾病发作感到敏感（Post，1992；Post，Rubinow & Ballenger，1986），我们还要强调这一连串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

Post及其同事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他们使用行为敏化和电生理激活数据解释了情感障碍的三个特征：高复发率、发作间隔无症状期的减少，以及心理社会压力在第一次发作和随后发病时的更大作用。

根据这种致敏模型，和特定应激源有关的首次抑郁发作，通常都伴随着生物过程的长期变化以及对应激源的反应性改变。此外，可以调节最初由外部引起的脑生物化学变化。在抑郁首次发作之后，即便是与实际丧失或压力体验类似的无害事件也会诱发抑郁。

post（1992）模型的弦外之音对童年期抑郁特别不利。

例如，如果首次抑郁发作发生在11岁，而不是35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早的发作将会导致在未来暴露在抑郁症发作中的时间延长24年。

事实上，根据最近对重度抑郁症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现象学特征的概述，临床样本中复发性抑郁症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与复发抑郁症的成人的比例相当，但这一结果在20岁之前青少年的生活中很明显（Kovacs，1996年）。

因此，童年时期第一次出现抑郁发作的年轻人在任何特定年龄段的总发作次数都可能比晚发性抑郁症的同龄人高。多次发作不仅可能会让那些与抑郁症相关的功能问题复杂化，而且，如果这些问题发生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构成社会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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