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伏太因

原文标题：Can Psychoanalysis Fight Capitalism?

原文来源：https://www.madinamerica.com/2022/05/can-psychoanalysis-fight-capitalism/

原文作者：Micah Ingle,MA

译者介绍：心理小学徒一枚，热爱空想，尊重实证。

最近的一篇论文认为，精神分析可以作为“革命的前期准备工作”来佐助左翼的政治斗争。

最近，发表在《History of the Presen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进步政治与精神分析的历史交集。

作者Alex Colston认为，精神分析和共产主义等左翼政治运动之间可能存在互惠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段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关系，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政治的矛盾情感。

Colston 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

如果一种文明没有超越这样一个阶段，即其人民的满足感，取决于对另一部分，也许是更大部分人群的压迫程度——这是当今文明普遍存在的情况。

显而易见，受压迫的人们会对文明本身产生强烈的敌意。而这样的文明又是他们亲手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只是所占的财富份额太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的人民是不可能内化文明的禁忌的……不言而喻，一个让如此之多的民众不满并驱使他们作出反抗的文明，既没有也不值得拥有持久存在的前景。

译者注：所谓文明的禁忌，指的是文明社会不提倡人们做的事情，例如暴力、野蛮等等

精神分析的思想与进步左翼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丰富的历史。

从威廉·赖希的早期共产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再到弗朗茨·法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两种思想流派的交汇处，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问题。

尽管他们可能看起来是不怎么和谐的盟友——精神分析倾向于个体化治疗，马克思主义则开出了社会革命的处方——

但思想家们在分析社会，和探索许多当代心理疾病的解决方案时，仍不断地借鉴这两者的经验。

该文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颇具争议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结束，简要地追溯了左翼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历史渊源。

按照Colston的说法，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进步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

一些历史学家把他描绘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另一些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政治中立的人，还有一些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血脉，让自由主义的精神在他身上产生了一定的容让。

在《文明及其缺憾》书中，弗洛伊德批评了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一个社会的经济或物质基础时，低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或“超我的约束”)的代际传递。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同行还是很快就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

奥托·格罗斯、威廉·赖希、埃里希·弗罗姆等人，看到了两者思维和行动模式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只不过，将精神分析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进步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困难之一是，精神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内心。

例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政治冲突可以简化为基于幻想的、青少年试图杀死父亲的行为：

“这是愿望的实现，‘政治本身，被反政治的心理所抵挡。’”

但Colston认为：尽管弗洛伊德将社会抗争理解为文化价值观念的“传递失败”，但这也正是左倾精神分析学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精神分析作用的方式。

此外，他认为精神分析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隔阂，正是引发变革的部分，因为它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政治安排提供了契机。

对于威廉·赖希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来说，如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洛姆。

精神分析要做的是，将广阔的社会和历史维度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和欲望的思索上，存在薄弱环节。两者相遇，或许彼此可以互相促进。

然而，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融合在一起，导致了一种顺从的精神分析，它不再去思考，自身作为精神病学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对Colston来说，另一个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出现。

弗朗茨·法农、赫伯特·马尔库塞、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等人都参与了反资本主义情绪的复生。尽管这些人当中很多都对精神分析持批判态度，但他们也被其影响着。

在那个时代诞生的精神分析学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法国分析师雅克·拉康，他的政治观点一直备受争议，拉康宣称“回到弗洛伊德”的必要性，但许多人都认为他彻底改解了弗洛伊德，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学派。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工人和学生起义期间，拉康被挂上了政治骂名。

一些人对此就认为，这是因为拉康的思想告诫了各类政见者，觉得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话事人”：

“革命的渴求只存在一种可能的结果，那就是成为话事人的追随者，这是被经验所证实的。而作为革命者，你们所向往的是成为一个话事人，你会得逞的。”

Colston更积极地看待拉康的贡献，声称拉康只是试图为那些，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树立一面镜子，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的话语来澄清愿望，革命的愿景中可能会蕴藏着反革命的部分——从而开启了一场错误认识的起义，并在途中偏离目标。”

他指出，当其他同行质疑拉康的进步倾向时，拉康也毫不含糊，公开表示支持。

在论文的最后，Colston说，那分析的沙发仍提供了一种空间，澄清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情况，并思索政治进步人士的追求是到底什么，以及如何达到目标：

“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可以向被分析者揭示扔铺路石的欲望。分析师甚至可以问一些令人回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重新激发或澄清他们的欲望：

‘你在向谁扔那些铺路石？’‘你为谁而扔？’ ”

而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Colston认为他们有“作为同志”参与政治的空间。尽管精神分析诊所，或演讲厅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革命：

是的，精神分析就如教育学那般，终归不能以分析师或教师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尽管如此，消弭这样的隔阂仍然是可能的。这就是政治精神分析所秉持的：一个被分析者，他必然也是一个分析者，依旧能以一个同志的身份，踏出政治行动的那始终不确定的一步。

在坚守分析中立性的情况下，Dolar（研究拉康的）也同意奥托·格罗斯的观点：精神分析是革命的前期准备工作。

参考资料：

Colston, A. (April 01, 2022). Left Freudians: Th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of disobedienc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A Journal of Critical History, 12(1), 127-142.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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