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孩政策”在激烈的讨论声中终于被正式纳入我国人口计生法，生育问题重回大众视野。

毫无疑问，该政策冲击最大的人群，是处于育龄的年轻一代，也正是被浓浓的“生育焦虑”所笼罩、自嘲为“生不起，养不起”的一代。

但事实就是这样——近二十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稳定在较低水平，出生人口不断缩减：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国际警戒标准，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

三胎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目前似乎很难给出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给出了剧烈的情感反弹，就像文章开头展示的那样，从互联网上大量的自嘲和谩骂，到对实际政策的担忧与争吵……生育焦虑的情绪充斥在关于生产、育儿的种种讨论中。

细致分析这样的激烈争执背后，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社会的本质——我们改变着别人，同时也在被别人所改变。

1、我不愿意生孩子，可这又能怪我吗？

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是特定社会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和态度，也是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包括对意愿生育子女的数目、性别以及意愿生育时间等多个维度的考虑。

不难发现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激烈的、关于拒绝生孩子的声音；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却仍然在走向育儿这个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人生站点。

人对于事物的态度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收入、教育水平、所处社会圈层……这些个人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做出的决定正在影响着别人，同时也在被别人影响——这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模式，同时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所能感受到的最为奇妙的人际关系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而言，影响我们对事情决策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组：主观态度、社会支持以及行为控制。应用到生育决策上，便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个人意愿与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着我们。

1.1、主观态度--生孩子，是放弃还是获得

生孩子会让我失去什么、又得到什么？

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当代独立意识明显的女性来说，为生孩子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长远而深刻，因此，这个选择因此更值得深思熟虑。

失去工作中更进一步的机会、失去姣好的面容、失去属于个人提升的时间……

得到牵挂一个生命的机会、得到一个生命最坚定的信任、得到帮助一个生命实现梦想的成就感……

孰轻孰重？

很多人看上去是在激烈地反对或支持，但真的面对这些难以割舍的两难抉择，他们也会犹豫不决。

如果一个女人只顾家庭不去工作，她就是大众眼中的“不求上进、只能靠男人的‘菟丝花’”，很多时候有些人甚至会觉得，她不配获得社会乃至其家人的尊重。

如果一个女人沉迷工作而不顾家庭，她就会被冠以“母老虎、太过强势”的名号，然后指责她对家庭没有责任心。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那在工作场合当中她就会被不停地询问和取经：请问您是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呢？——没有人会想要了解，她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才和“那些男人们”，走到一起。

到底是女人又想兼顾家庭、又想建立事业，要得太多所以不幸，还是社会又希望女人照顾家庭与孩子，又盼望看到那些“像男人”的女人？

不可否认，自己的日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原该把所有无关紧要的人的评论都抛之脑后，但社会舆论的大方向如果不能扭转、在工作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苛责如果不能消失，沉重的精神枷锁只会让女性这个群体不断往“不想生”上加码。

1.2、社会支持--生儿养儿，真的那么容易？

“我们不是生为男人或女人，而是长为男人或女人。“这句话背后映射整个人类社会运转的逻辑——每个人都不是孤岛，而是被嵌入到社会环境中。社会通过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资源来影响人的思想，从而塑造人们遵循特定行为方式的机会。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支持和压力都对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影响：无论生孩子的成本是高还是低，即使在那些崇尚“自由”和“个人自主权”国家和社会中，他人的认可、支持都在很大程度影响了生育意愿。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如果感知到他人的心理支持，以及必要的物质支持，年轻人会更愿意做出生育的选择。

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容易受到她们周围人做母亲时经历的影响，而现在网络大时代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影响因素已不再局限于身边人，而更多的时网络上传播的信息。

社交媒体上随处可得的关于孕产过程、产后抑郁焦虑等信息的分享，以及“教育内卷“、“阶层固化”、“上升渠道”等等与婚姻和育儿话题的广泛讨论，都在潜移默化中给年轻一代造成影响。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焦虑着如何生、如何养、如何承担这份责任。

1.3、行为控制--当葡萄成熟时，我却不觉得准备好了

理论上来说，生育意愿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和倾向。而决定这种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们感知到对某件事情的掌控力：当评估完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之后，觉得生孩子的 “时机”成熟了，自己有能力克服生育带来的问题时（即感知到的控制力高），意愿才会产生。

从这个角度而言，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通过三胎政策之后，政府马上跟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育儿——年轻人感知到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多了，自然就更加愿意把“生育”这件事评估为自己“可以驾驭的”。

然而事实好像并不那样简单——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看似能享受到一些福利，例如产假延长，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但育儿问题不只是在学龄前的那几年，不只是在幼儿园、托儿所当中产生。落实在每个家庭中，是很多年轻人都感到对一个生命负责变得越来越困难；想要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这远远不是几个托儿所可以解决的。

2、意愿到行动，到底有多远？

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预测能力到底有多大，还没有比较确定的答案。但有研究表明，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仍存在不一致和矛盾性，实际生育水平甚至低于预期水平。

当这一代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而不在乎是否要完成生育任务，当年轻人经历过很多次“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煎熬，当年轻人被房价压得不能抬头……

想要一味“催生”，或许操之过急。

当下面临各种人生和生活可能性的年轻一代中，在生育问题上，“理想与现实分离”的情况终究会出现。

3、困境，如何打破？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生还是不生，我们这一代都无法逃避真实存在的生育困境——不生的人会通过很多方式为别人养儿，生了的人也总会间接让孩子为别人养老。

从现实而言，支持生育的政策出台经历了长久的考量，同时需要很多很多年去推进；而社会观念、压力感知……这些处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却更难被改变。真正的支持，是整个社会认识到困境的存在；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决心。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胎开放，解决人口带来的发展问题。

我很喜欢斯波克博士为新一代母亲的发言——“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也可以从容生育下一代，可以像男人一样追求理想。”

然而，在现实社会背景下，这个口号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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