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某个人提出的直接而明确的要求说“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当这个人以权威的身份出现时。这就是服从( obedience)现象,或者说,是在没有任何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按照他人的要求而行动的现象。

二战期间许多德国军人在执行上级下达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时，对犹太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甚至也感到犹豫，但他们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并且他们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正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米尔格莱姆的“权威——服从实验”，或许可以很好的诠释。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实验

让我们假设你是一名实验参与者,还有另外一个参与者。实验者以亲善的措辞简要地告诉你,这一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的方法。

在实验中,你们中的一人将扮演“教师的角色,而另一人则扮演“学习者”。你们俩依次从一个帽子中抽取一个纸条,而随机抽签的结果决定你将扮演教师,而另一位则扮演学习者,即你的学生。

实验中,教师先把一对对匹配的单词念给学习者听。然后,给出每一配对单词中的第一个词,要求学习者给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词,从而来测试学习者的记忆力。

当学习者给出了错误答案时,他就受到电击惩罚,电击是通过轻击“电击发生器”的30个开关中的某一个来进行的。这些开关以15伏特为单位,分别标注了从15伏特到450伏特渐增的指定伏特数。

接下来,你跟着实验者以及与你同道的参与者,即学习者（一个温和并且讨人喜欢的中年人）一同走进附近的一个房间中。学习者被固定在房间中的一张椅子上,并且夹上了传送电击的电极。但是,他的皮肤上会先被涂上电极糊——以“避免产生水泡或者被灼伤”。

这个学习者有一点担心,向实验者和你提到说他患有“轻微的心脏病”,但实验者向他保证说,“虽然电击会有一点疼痛,但绝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伤害”。

现在,让我们开始使用你那特殊的教学辅助手段来帮助学习者提高他的记忆吧。第一个错误答案出现了,并且一个电子蜂鸣器响了;你按了一个电击开关,纠正了错误，然后让我们进入下一轮问答。

错误答案继续出现(大约每4个回答中有3个是错误的),而你给予的电击强度按照15伏特的小步伐不断地增加到75伏特时,你听到学习者发出“啊”的呻吟声。

而在15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叫喊着要求出去,说他感到心脏很难受。

当电击强度为180伏特时,学习者说他不能够忍受电击带来的疼痛感了。

到210伏特时,学习者威胁说将不再做出回答并且要求停止实验。

当270伏特时,他疼痛得发出尖叫。

当电击强度超过300伏特时,学习者的尖叫变得极其痛苦,并且时间延长。

然后,在给予了330伏特的电击后,周围安静了。你向实验者求助,告诉他学习者这次没有做出反应,而你也不想再继续进行下去。

实验者提醒你说规则中说没有做出反应也是一种错误,应该用下一级水平的电击进行惩罚,他要求你继续下去。

米尔格莱姆服从研究实验室的几个场景：

（a）点击发生器；

（b）给“学习者”安上电极；

（c）实验者指导参与者（“教师”）；

（d）参与者离开他的位置。

你代表你的学习者表示抗议,而实验者则使用这样一些陈述进行反驳,例如,“你继续下去是绝对有必要的”和“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继续”。

好,你开始有点儿想服从了,不过就谁为那个家伙负责这一问题你提出了疑问。而你被说服去相信实验者将承担所有的责任。“老师,请继续下去!”

你会吗?你会继续下去吗?到了何种地步这一切才会全部结束呢?仅仅在一个权威的命令下,普通人，比如你，在450伏特电压的范围内,究竟能实施这种残忍的甚至是致命的电击到怎样的程度呢?

在米尔格莱姆(1963)测试的第1批共40个参与者中(均为从20到50岁的男性参与者),有25个参与者一直将电击加大到了450伏特。

也就是说,有63%的参与者对无辜的学习者给出了最大可能电击,从而使其成为实验的受害者。

在第2次实验中,65%的参与者给予了最大强度的电击。多数人表现出了绝对服从。在实验中,其实学习者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那个学习者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扮演这一角色的主试同谋;而那些呼喊和尖叫声则是预先录制好的。教师——学习者的抽签也是被操纵了的。但是扮演教师角色的真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通过实验后的访谈,以及对记录该残酷实验过程的胶片中所反映出来的紧张与忧虑的分析,可以判断参与者们相信实验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

实验结果及其讨论

这样的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有冲击力，包括米尔格兰姆本人。谁会相信竟然有26个人也就是65%左右的被试会按照主试的命令将实验进行到底？

本实验前，米尔格莱姆曾经让耶鲁大学的学生对实验结果做过预测，平均预测结果仅仅是1.2%，也就是40个人中应该只有半个人会将电压等级调到最高。现在看来这很具有讽刺意味。

此外，对被试采取欺骗的手段进行实验的讨论，也因“服从权威”实验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声势不断浩大的人权运动时代。无论是这个实验，还是其他必须在欺瞒情境下才能进行的实验，都遭到严厉的批判。

于是，从道德上反对这类研究的人获得了胜利。后来这种情况有所缓解，因为很多人都明白，没有欺瞒，意味着有些十分有价值的实验根本无法进行。

现在当然无法再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影响的力量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对其实验的价值与问题的争论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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