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打开一个情感公号或心理学公号,出现最多的就是“女人一定要成为自己”。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成为自己之后就能情感美满婚姻美满亲子美满生活美满,就能幸福地过一辈子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梦幻泡影。
首先,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资本说我要成为自己。比如在家要带娃做饭伺候公婆、出门还要在职场奔波拼打赚钱养家的女人,她要如何抽身去成为自己?如果遇到老公出轨、职场失意或者孩子是扶不起的阿斗,甚或再遇上自己中年危机、家里有人卧床不起,她除非会七十二变,否则断难成为所谓自己。
其次,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勇气说我要成为自己。成为自己说起来好听,就像廉价的心灵鸡汤,吃的时候很美丽,过后回味无异于空气。你要成为自己,家里人要你承担你女性角色的责任,社会让你做安分守己知书达理的模范女人,你敢不敢站出来与家庭与社会对抗?你真的不在意隔壁老王异样的眼光或单位老李鄙视的眼神吗?
最后,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意识说我要成为自己。资本相当于电脑硬件,勇气可以看作电源,那意识对女性来说就是CPU。没有CPU的电脑,是永远无法正常工作的,比如很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或者大部分农村妇女,是没有意识成为自己的。或者说,对她们来说,成不成为自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有意识地去成为自己,意味着对自己的多重角色有深刻认知,意味着有能力让自己站在观察者的位置去观察、反思和整合自己,意味着有足够的自觉性意识到家庭、社会、文化乃至集体无意识强加在个体自我之上的各种桎梏。换句话说,要知道你的存在本身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甚至不是自由意志的:你是被塑造的产物。
归根结底,成为你自己,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若你真的想成为自己,必须彻悟到成为你自己本质上就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且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成为自己,就像新加坡获奖电影《热带雨》中的阿玲那样。
阿玲是一位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老师,因为新加坡不重视中文,学生张口闭口就是英语,所以在学校教中文的她不被学校和学生重视,经常被学生起哄,处境极其尴尬,在学校找不到存在的位置和丁点价值感。
与丈夫结婚数年却依然无法生育,以致夫妻感情开始出现裂痕,即便如此,她还是要兢兢业业地独自一人照顾中风的公公,为他洗刷换尿布抱他上床,即使知道丈夫出轨也依然如此;此外还要每月寄钱给马来西亚的妈妈,以及接济在新加坡开水果车的弟弟。
另一方面,在学校备受冷落的她,却意外地与热衷武术的学生郭伟伦产生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情愫,在补课、接送的过程中,她与郭伟伦的师生关系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到发生了性关系。她想悬崖勒马及时止损,但学生郭伟伦说什么也不答应。
此时的新加坡正值雨季,整个城市都下着倾盆大雨,这无处不在的压抑的雨水,似乎隐喻着阿玲的生命正被虚耗着,无法雨过天晴:在家庭中默默付出却不被看到;在学校勤勤恳恳却不被重视;感情形同虚设,连基本的性生活都无法满足,唯一的一次性关系就是和郭伟伦的禁忌之恋;面对未来内心一片迷茫,不知道明天应该走到哪里去。面对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婚姻情感困境、家庭困境、事业困境、社会困境以及由于这些困境所带来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存在困境,人到中年的阿玲生死疲劳。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年危机,面对那么多困境,前路黯淡,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再深入看,其实是身份认同的缺失:作为马来西亚人,阿玲在新加坡本来就没有归属感,加上她又在举国不重视中文的教育体制下教中文,没有社会认同,这更加重了她的身份认同缺失;往更深的层面探究,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丧失存在感的平庸生活本身造成的困境,即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缺失,哲学点说,就是存在困境。
千疮百孔的平庸生活是最大的恶,但也会成为促使人走向觉醒的最终极的善,对于阿玲来说也是如此。但觉醒成为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止要付出代价,如前所述,你还得有资本、有勇气、有意识地去付出你能承担得起的代价,并且无怨无悔地踏上新的征途。
其实一开始阿玲并没有想要成为自己,她最后勇敢地选择成为自己,完全是被她所置身的社会所逼迫的。正如只要有饭吃有地方睡觉,中国古代的农民大概不会造反一样。当然,阿玲只要一直忍着,委曲求全,她自然不愁饭吃。但问题是,她身为女性以及人的尊严是饥饿的、她的灵魂是饥饿的、她的存在是饥饿的。
本来,她只需要接纳和安于虚假的自我就可以活得平静舒适:接纳自己的生物我,只要吃饱饭睡好就可以了;接纳自己的家庭我,只要继续任劳任怨地照顾好公公就可以了;接纳自己的社会我,在学校教好中文就可以了。
可是,她连这些最基本的自我需求也渐渐被剥夺了:虽然任劳任怨地服侍公公,独自参加丈夫妹妹小孩的满月礼,但是丈夫完全视而不见,丈夫想要孩子,却不配合她进行备孕,甚至在她备孕期间出轨她学校的女同事;虽然不遗余力地教中文给学生补课,但是却不被校方和学生认同,在校方从热爱武术的学生郭伟伦的手机发现她的照片时,居然不问青红皂白要她停职;虽然像母亲一样照顾独自居住的学生郭伟伦,甚至在他主动示好与武力强制下与他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性关系,但当她想及时叫停这段不伦的“忘年恋”时,不知感恩的郭伟伦却对她死缠烂打威胁逼迫,说什么也不答应。
于是,她坐不住了,她感到自己就像不存在一样地存在,似乎在家里、在丈夫的眼里、在学校和学生的眼里,她就像一个任人操纵的木偶,不是一个活着的有自己需求和尊严的女人。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阿玲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英雄之旅,或者说开始了她的自性化旅程。当然,阿玲是有资本、有勇气、有意识去成为自己的,亦即她有能力也有强烈的动机和意愿告别过去,在一切归零后重新开始。
阿玲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足够的思想能力对自身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观。她知道自己在学校地位低下,不受重视;她也知道学校不重视中文也不仅是学校本身的问题,更是新加坡教育体制乃至新加坡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所以,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学校不受待见并不是自己能力有问题,也清楚地知道体制不会为了她而改变,她能做的只是改变自己。正是有了这种意识,当校长以学生郭伟伦手机里有她的照片,对学生学校影响不好为由让她停职时,她没有进行任何辩驳,当下同意了校长的无理要求,转身去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准备离开。
当她开车准备离开学校时,发现蹲守在车旁的郭伟伦。启动车子后,郭伟伦二话不说上去了。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他又开始对阿玲进行纠缠,想握住阿玲的手,愤怒的阿玲甩开了。此时下起了大暴雨,整个城市雾蒙蒙一片,在暴雨的冲刷下俨如危城。在双方撕扯的过程中,阿玲毅然停下了车,跑到了车旁的空地上,任暴雨肆虐地击打着自己。面对跟随而来的郭伟伦,她态度坚决地对他说不,无论他怎样哀求都不妥协。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未满18岁的男孩子对她根本不是爱,只是对母性的依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性,唯有彻底断开,才能干净前行。
虽然尽心伺候,公公最终还是死了。公公的死对阿玲来说是一个“利好”,打消了她对这个所谓家的最后的顾虑,因为如果公公不死,善良的阿玲可能会于心不忍,即使与丈夫已没了感情,她可能还会继续照顾下去。在葬礼上看到丈夫出轨的女同事以及她的小孩时,阿玲内心决绝而平静,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葬礼之后,阿玲收拾好自己的衣物和东西,打包准备离开新加坡。
反讽的是,在她验尿时,居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不过,对这时的阿玲来说,是否怀孕或者怀的是丈夫还是郭伟伦的孩子,都已经不再重要,都不会再成为一个阻碍。她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新加坡这个围城。她拎着一个行李包,旅途劳顿地回到了马来西亚母亲的家,看见母亲正在洗衣服。她抬头望向天空,发现太阳升起来了,为周围的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她和母亲一起拽衣服晾衣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幸福。
虽然现在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没了老公没了家庭一无所有孤身一人,或许又要重新开始,但对阿玲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以后的每个明天都是全新的一天,蕴藏着无数全新的可能性:她不必再委曲求全为别人而活,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和兴趣做自己。这就够了——这种领悟本身就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抉择本身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了无遗憾的活法。
作为女人,你敢像阿玲这样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生说不吗?你有勇气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从头开始吗?如果你不敢走出自己苟且的情感舒适区、工作舒适区、道德舒适区和人生舒适区,不敢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明白什么是成为自己,以及成为自己到底是一种何等幸福的体验。
生活中的很多标准规则,定义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定义自己,也在生活中不断地改变着自我。生命虽然不可以重来,却可以进行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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