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时代

2020年12月29日凌晨，拼多多的一名22岁女员工“润肺”猝死在下班途中。

在这个事件的刺激下，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加班文化”，燃烧到打工人的神经，再次使“996”被社会广泛关注。

两年前，阿里向外界宣扬“996福报”的工作理念，受到网友的大量谴责。

尽管后来也以“企业不应该强制员工加班”的立场来挽回形象，

但却无法阻止大量的互联网公司认为“996”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以各种方式变相“鼓励”员工加班，为「过劳死」的出现埋下隐患。

有的公司会在校招生入职时一边坦诚公司的“11116”规定（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一周上6天班），一边灌输「年轻人就该拼一拼」的奋斗精神；

有的公司虽然明面上不强制要求员工加班，却在制定KPI的时候，安排了1.5倍的工作量；

有的项目会被压缩到3、4个月就上线，而实际上却需要一年来完成。

企业一边试探着《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限度，以各种方式消除“强制加班”的痕迹，一边又要保证公司在经济萎靡时期的增长。

在这场游击战中，员工肩头上的工作量被无限期增加，熬的夜也越来越深。

据调查显示，「工作量大」是员工过度加班的原因之首。

但在"加班文化"猖狂的这几年里，它却演变为检验一名员工是否勤奋、努力的标志，因此，许多「为加班而加班」的现象也不断增多。

比如：

有将加班纳入绩效考核中的企业，加班时间越少，员工的绩效越低；

工作任务少的校招生、实习生，会进行加班时间的攀比，出现无意义的竞争；

一边是「工作量超额」带来的加班文化，另一边是「加班文化」带来的加班攀比，共同构建了一个持续过劳的职场环境。

目前在国内，尽管媒体报道出来的"过劳死"现象似乎仍属于个别案例。

但早在2014年，研究过劳问题的学者孟绪铎，按照日本"过劳死"的测量标准，抽样调查了我国31个一级行政区域的1176名人员后发现：

总体过劳人员的比例高达58.7%，其中「重度过劳」者已超过1/3。

这意味着，过劳人群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超一半的职工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图源 |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只是揭开了大厂光鲜战绩背后的冰山一角。

然而，在短时间内，依旧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知晓了996的潜规则后，依旧挤破了头也想要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人肉电池"和"螺丝钉"。

挤进大厂

人们对大厂的态度是又爱又恨。

一方面，人们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讨论“996”、“韭菜”和“剥削”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衍生词时，另一方面，大量的简历又源源不断地投向大厂。

根据BOSS直聘《2020年Q3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

互联网行业在人才吸引力指数中位居前二，第一位是IT行业。

图源 | BOSS直聘

那么，为什么大厂那么苦那么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想进去，而呆在里面的人不愿离开？

1）高薪的幻景：逃离小镇

近几年来发展迅猛的互联网公司，获得了许多应届毕业生的青睐。

许多简历光鲜的名校毕业生无法抵抗它开出的高薪、给予的上升空间以及描绘的"改变世界、影响无数人"的理想图景。

当一线城市的房价日趋高升，小镇青年若想要趁早留在一线城市，年薪二十万以上是最低的保障，高薪成为人们慰藉生存焦虑的唯一途径。

这些欲望和压力，驱使着无数身强体壮、敢拼能熬夜的年轻人进入大厂，渴望依靠闪亮的业绩，早日实现年收入几十万的财富自由。

然而，一开始满腔的热血也会被昼夜颠倒、工作完全被生活占据的现实所耗尽。

在某个凌晨下班的空荡街头，饿着肚子等待出租车的时刻，质问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这个样子？”

但第二天，依旧强扛着困意，在打卡制度的最后一分钟，跨进人流密集的办公大楼。

人类对痛苦的耐受程度，在金钱面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组被试者用手先接触钱，另一组被试者不接触，然后再让两组被试者同时将手伸进冰桶里。

结果发现，提前接触过钱的那一组被试者，他们的平均耐冻性要比另一组增加一倍。

这意味着，高薪实际上是人们抵抗生活的「止痛药」，在心理层面上舒缓了人们对过度加班的抱怨和不满。

然而，房价的增长速度远大于人们的薪资涨幅，工薪一族要想在大城市里买房落户，逐渐成为幻景。

对此，年轻人们通过选择轻奢消费，比如入住精品出租屋、购买苹果产品、名牌包包和鞋子，来装点自己的外表和生活，弥补他们幻景破灭的失落。

高薪，也同样缓解了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留在大城市的焦虑。

图源 | 《半泽直树》

2）“优秀”的身份焦虑：退出即意味着Loser

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整体就业市场受到冲击。大量海外毕业的留学生回国找工作，而本身有考研和出国计划的在校生也打算提前进入互联网公司“占坑”。

许多人都对这个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产生共鸣，用去年的热词来描述，就是：内卷。

但当市场供给大于岗位的有限需求时，进入大厂的门槛也被不断提高，无领导小组的群面堪称神仙打架。

获得大厂offer的象征意义，不亚于高考被北大清华录取。

在校时，学生背靠“名校”的光环，而进入社会后，需要依托“大厂”的光环去发展未来的职业生涯。

唯一没变的，是对世俗定义下的「优秀」的趋之若鹜。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里，揭露了人们追逐金钱、财富和地位的原因：

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而累积的财富、显耀的身份实际上只是我们赢得关注和爱的途径。

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们，常常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被要求向班里的“好学生”看齐；

不然我们就无法获得父母和老师的关照，以及周围同龄人的尊重。

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并不会随着我们脱离学校而消失，进入职场后，它依旧如影随形。

不排除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是真正地、主动地热爱那份工作；

但也有很多人，是迫于「同辈压力」而选择的。

因为高校学生习惯了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追逐同样的声誉和地位，而这时候的中途退赛，中途离开，很容易被视为Loser。

他们很难想象「生活」之外，还有「生活」。

经历过高压考试驯化后的佼佼者们，即使在大厂里被要求完成过量的KPI，但为争取有限的晋升机会，熬再多的夜晚，也不会离开这个体系。

除了不愿意被同龄人比下去外，支撑着他们适应大厂的竞争环境的，还有一种「只能变得更好」的心理在作祟。

去年大家在吐槽内卷的时候，主要着眼于大环境的竞争氛围，但人类学家项飙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抓住了内卷对个体的真正意义：

一种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似的死循环。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校招生主动告诉HR，自己不介意996，认为年轻就应该拼一拼。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个体对自己的「正向压迫」，正在逐渐普遍化。

这与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谋而合：

在绩效社会里，为了提高个体的效率，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形式已然发生了转变，从「他者剥削」，变成了「自我剥削」。

就像绩效第一的人一边吐槽加班加到吐，暗地里说领导的坏话，但当开始加班时，却也是对自己最狠的。

因为，在习惯了剥削自我的人看来，今天的优秀和荣誉只是明天的最低要求，所以未来的目标，不是变好，而是变得更好。

3）需要权威的认可：自我缺失的一代

不难发现，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拥有聪明、创新、能干的头脑，但也不乏很多人容易被大环境和系统所影响，被同辈裹挟着亦步亦趋地活着。

实际上，这是应试教育的副产品，在培养出高分、能干的学生时，也培养出一批「自我感缺失」的学生。

应试教育阶段，学生们被隔绝在社会的喧嚣之外，一心只读圣贤书，唯一的目标是考高分，上好大学。

进入大一的时候，学生们也曾期待着参加自己喜欢的社团和选修课。

但很快地，学校辅导员的提醒、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让脑热的新生们开始冷静下来，从关注兴趣到关注绩点；

在选课时，优先考虑的不应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任课老师是否好说话，给的分数高不高。

目前大学的教育趋势和学习氛围，没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发现和培养学生的自我，反而让他们陷入了如何提高绩点的竞争怪圈。

当人才市场紧缩的焦虑不断渗透进象牙塔时，没能找到热爱的学生难以抵抗这种焦虑，也没有底气去谈理想，只好随波逐流。

他们凭着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也能够爬到一个受人敬仰的位置，但当他们回首时，却仍然会茫然无措，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努力。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这本书里，描述了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们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

名校生们从小经历着大大小小的考试和磨练，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没有时间与自己建立起深度的关系。

他们的自我和价值观没有得到发展，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的一些象征性认可，才能构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是学生们疯狂追逐着高绩点、员工努力加班而达成高绩效背后的原因，也是整个评价体系能够合理存在的原因。

因为，当一个人在一个被分数评价的环境里长大时，他也不可避免地依赖着这个评价体系，唯有如此，他才能照见自己存在的价值。

要想拒绝和逃出这个环境，需要的不仅是智商和努力，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的洞察，以及笃定的勇气。

在这场不知疲倦的追逐战里，我们总是看向社会、看向同辈的漩涡中心，而忘记了，我们所站的位置，才是世界的中心。

高压竞争下的心理代价

拼多多员工猝死一事，是我们的身体向过劳社会发出的刺耳的警告。

美国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哈德菲在《力量心理学》一书中写道：

大部分疲劳的原因源自「精神因素」，真正因生理消耗而产生的疲劳是少量的。

这意味着，长期处于“过度加班”的环境下，人们容易产生情绪垃圾，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我们发现，那些长期处在高压、疲劳和竞争的职场环境下的员工，已经出现了下面这些需要觉察乃至干预的心理状态：

1）焦虑

一种是「绩效焦虑」。

有的互联网公司规定，倘若有员工的绩效连续两次在项目里垫底，便会被无情辞退；

而有的大厂还会把每个人的绩效公开，使员工之间形成暗地竞争的氛围。

另一种是「年龄焦虑」。

在互联网公司内部，由于上升空间有限且狭窄，因而流传着“35岁非升即走”的年龄焦虑；

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年龄限制还可能要再缩减几年。

2）抑郁

每一个人抑郁的缘由各有不同，这里就讲典型的两种。

一种是源于「比较」。

大厂内集结着各路大神，但大部分人还是靠努力和均衡的智商进入优秀的行列里，而成为优秀中的优秀之人，是大部分人的理想。

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始终存在差距，周围总是存在比自己厉害的人时，无法从攀比的怪圈中逃脱出来的人，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贬低的抑郁情绪里。

另一种是源于「无意义感」。

前面提到，有的人是迫于同辈的压力而从众，进入大厂里，做着重复琐碎的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却又没有勇气和想象力去过另一种生活，担心找不到更「好」、更符合「优秀」身份的位置，只能呆在原地说服自己苟活。

图源 | 日剧《非自然死亡》

3）情感麻木

一位互联网员工说：

“拼多多热搜爆了的那天，我甚至没有太大的感触，可能沉浸在这个加班怪圈中的人都不会有强烈的感受。”

这让我们不禁反思，究竟是怎样的职场环境，会把一个人驯化得如此麻木？

在高速运转的大厂机器里，员工之间以花名相称，项目组几个月进行一次调整，同事之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彼此深入;

而严苛的绩效考核，也把昨日的队友变成明日的假想敌。

情绪稳定，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的标志；

但在整个996的大背景之下，这种稳定，不应当被视为正常和合理，而是令人后怕的冷漠和麻木。

写在最后

我知道，现在大部分人都挣扎在这样的环境里，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退路。

就像康士坦的变化球在《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唱的那样：

只能进 不能退 扛不起 放不下

不得不走下去

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

我无法告诉你如何想象另一种生活，但我们都应该笃定地相信，存在那样的可能。

就像刘擎教授在《奇葩说》里说的，与大家共勉：

References：

[1] 《2020年Q3人才吸引力报告》BOSS直聘

[2] 《那些离开大厂的年轻人》 每日人物

[3] 《互联网人，活在血汗大厂》全现在

[4] 《我为什么一定要从拼多多离职？》三联生活周刊

[5] 《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澎湃新闻

[6] 《身份的焦虑》阿兰 · 德波顿

[7] 《倦怠社会》韩炳哲

[8] 《优秀的绵羊》威廉 · 德雷谢维奇

[9] 《权力心理学》哈德菲

[10] 《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简单心理

[11]  杨河清,郭晓宏.欧美和日本员工过劳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02):79-80+108.

[12]  王欣,杨河清.企业员工作息时间特征与过度劳动成因研究[J].劳动经济评论,2018,11(01):1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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