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的直男与女权之争，泛滥的网络暴力、彩礼冲突、厌女症、绿茶班、原谅色……这些充满矛盾的社会新闻越来越频发……有没有想过，这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性焦虑

如果你get不到“性焦虑”是咋回事，那么看下面的文字。

前几天我朋友圈一哥们搞出年度最气人凡尔赛——他收到了疫情前定的法拉利（含税450W人民币）。按财力来说，他是个属于海天盛筵的人，然而他最近看好一个项目，想要投资——“硅胶娃娃店”。

一个有财力“会所嫩模”的人，想投资“共享硅胶娃娃店”……你品，你细品。

潜台词：“我去会所嫩模，你们对着硅胶娃娃发泄……你们发泄的时候让我变得更有钱会所嫩模……”

然后我突然悟了……这个哥们的财富和他看好的项目，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典型模型吗？

拼夕夕让屌丝们成群结队的砍砍不休，这让公司的市值水涨船高，他们的高管更加有钱，他们自己会去发动亲戚朋友帮自己砍一分钱吗？…杉杉西服的董事长穿阿玛尼西服，小米的高管用的是苹果手机…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物之间看似不相干，却有神奇相关性。

最近蛋壳公寓炸雷，背后的本质是啥呢？

塔们说是道德败坏，不讲武德，去骗，去偷袭北漂打工族……

真的是道德问题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租公寓炸雷的系统原因。

当一个人合法拥有非居住需求的第二套房子，唯一不让资产闲置的方式就是出租。对于这样的有产一族而言，房价和房租越高，对他们就越有利。因此房东天然会追求房价和房租上涨。

但是对于租房客而言，房价和房租上涨会导致居住成本上升。如果租客的收入不增长的话，那么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减少。因此租客天然追求房价和房租的下降。

简单的一套房子就将人变成了矛盾的两端，房租涨有利于房东，不利于房客，房租降有利于房客，不利于房东。

一般来说会在议价过程中双方会达成妥协，以都能接受的价格达成协议。

但是当其中引入了第三方因素，就是不讲武德的中介，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中介向房东许下更高的房租，房东就不会将房子租给租客，同样他们对租客许下更低的房租，租客就不会找房东。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房东和房客中间多了个人，但是各自都感觉自己占便宜了……房东拿到更多的租金，房客支付了更少的租金，那么中间商的收益就必定是负的。

难道中间商傻吗？

这里面的坑就在于：房客一次交一年租金，而房东只收到三个月的，剩下九个月的现金就在于中介能不能用这九个月的现金流去理财生钱，生不出来那就跑路…因为这个三方交易中没有给中介足够的责任约束。

这跟道德有关系吗？有，但产生这种问题的土壤是房东和房客利益背道而驰，而谁都不想妥协，这就是骗子的可乘之机。

蛋壳这件事就比较好懂，我今天想说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择偶。

这两个模型高度相似。

择偶问题中，男女双方的利益也是相悖的。

由于人类女性妊娠时间相对较长，同时人类幼崽的培育期也是最长的，就意味着一次繁衍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这就意味着人类女性择偶的风险天然高。渣男打个冷战，就可能毁掉一个女性的一生。

于是女性天然就倾向于寻找有能力共同抚养后代的男性。

而男性的风险则体现在，共同抚养的后代是不是自己的这件事情上。

在长期的博弈中，人类出现了一夫一妻制这种相互妥协的均衡……（当然迄今为止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不是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不是唯一的均衡，你很容就能想到另一种均衡。当一个男人足够富有，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一部分女性就有可能放弃对共同组织家庭的诉求，在古代就是纳妾，在现代就是养小三……

第二种均衡对第一种均衡造成了挑战，让局面发生了改变。

对于原配女性来说，用于照顾自己后代的资源被分出去了，而对于资源不足未婚男性而言，选择空间被压缩了，本来就不多的择偶机会被有钱男人进一步压缩，竞争烈度提高了。前者矛盾被用在《三十而已》中，后者则被用在《蜗居》中。

这都带来了“性焦虑”。

现实问题比这还要复杂一些，由于在正式结婚之前，普遍存在一个缓冲期——恋爱阶段。您猜怎么着？以夸大自身竞争力为目的男女绿茶班就应运而生了……财力不足的男性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焦虑了。

这就要讲到女权和直男的冲突了，很快啊！

各种前现代社会都会利用男性在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优势压制女性权利，然后构建一套物化女性，并作为性资源再分配的机制。比如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禁止一夫多妻，禁止离婚，以宗教约束强制一夫一妻。国王也必须遵守，如果想要离婚，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同时还禁止避孕和堕胎，将女性终身捆绑在照顾孩子的位置上。天主教家庭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五次以上，多于十次的也不少。

天主教实际上是利用宗教伦理实现了男权平等，贵族男性霸占女性的机会被压缩了，但同时被压缩的也包括女性权利。

中国古代的情况类似，只不过利用的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同样一夫一妻多妾，妻子需要是处女，要无条件服从丈夫，相夫教子……女人吃饭不能上桌的习俗之际在某些地区还保留着。

前现代社会国家和族群相对割裂，择偶问题很容易在封闭环境，县城、村落范围完成选择，竞争烈度低。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脑力劳动价值更高，男性体力优势减弱，女权意识崛起变成了必然。女权意识崛起的一大表现就是女方择偶选择权的提升……当双向选择产生，男人原本那种“明明那么平凡，却只因为性别而产生的自信”就受到了挑战……

超级城市和全球化，让择偶选择范围变得非常大。跨地区甚至夸种族和国家择偶变得司空见惯。

这都让择偶竞争的烈度空前的提高了。

现代的普通男性在择偶上不仅面临已婚男性养小三的竞争还面临着女同性恋的竞争，富家子弟以恋爱为名义的竞争，外国男性的竞争……性焦虑也是空前的。

所以你会发现，网络上的直男言论，往往同时伴随着保守的，仇富的，排外的，甚至极端种族主义的价值观。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反女权回潮在川普当政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这又是另一个话题。美国人遇到的情况和中国其实差不多……保守主义者的口号，贸易保护、排外、反女权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回到屌丝也能找到老婆的时代……

而这些的根源其实都能追溯全球化引起的择偶环境的改变，及所带来广泛的“性焦虑”。

如果这个模型成立，那么这种矛盾既不可避免，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

第一，随着生产力发展，女权崛起是必然趋势，很难再将女性赶回去做相夫教子的生育机器。女性收入越高，交税越多，权力诉求就会提高，对自主择偶权的要求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反感父母逼婚，他们不是恐婚，而是不愿被剥夺选择权。

第二，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女性择偶的选择范围不可避免的变大了，嫁给老外合理合法，除了直男的网上痛骂，没有任何障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这是有益的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颁给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劳埃德·沙普利（LloydShapley）和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Roth），表彰他们对“配对”问题的贡献。

有个著名的“稳定婚姻问题”（stablemarriageproblem），上世纪60年代，沙普利与他的合作者大卫·盖尔在一篇论文中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算法，即Gale-Shapley算法，依据这种算法，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最适合的配偶。

但是很显然这个答案在现实中既正确又没用……正确性在于根据这种算法，人们充分交换“告白”后，会达成均衡。但是当人数太多，光是选择时间就已经太长……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大城市越晚婚晚育，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找到合适的人需要“遍历”太多可能性……问题是：如果人数更多，全球人可以充分相互选择，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法找到最优匹配……

现实问题就在于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

资源充足的人可能有过剩的选择，他们在“海天盛筵”都分身乏术，而更多的人在格子间里加班，下班最重要的事情是“干饭”……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被女性选择……他们甚至买不起一个硅胶娃娃，而很自然的一种解决方式是“几个人共享一台硅胶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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