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过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第一个意义焦点：重新为各个价值排序（见李仑：对你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视角下的重新为各个价值排序）。第二个，自我形象：表象特征下的核心自我。表象特征指的是我们想给别人看到的样子，包括衣着、妆容、审美取向。很多时候，我们的审美取向不是为了陶冶或者愉悦自己，而是为了满足别人。比如，我们去买手机，有人说买华为爱国，于是你选择买华为有可能并不是因为它好用，而是为了体现你爱国，这就是表象特征。我并不是说爱国不好，我说的是表象特征。

再比如，很多来访者开始做咨询时心情非常糟糕，你会发现他的衣着是非常单调的，颜色比较极端，基本是黑白灰褐棕，冷色调偏多，而随着咨询越做越长，你会发现他的衣服从样式到颜色开始产生一些变化，这就表明他的核心自我发生变化了，所以他的表象特征也跟着变了。还有的来访者刚来咨询时是不会笑的，愁眉紧锁，而随着咨询的逐渐深入，随着他对自己的思考越来越深，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丰富辽阔，情绪变化也开始越来越有弹性。

再比如，夫妻双方有时候性生活质量不是很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就来做家庭治疗或伴侣治疗，做了一段时间后，丈夫就发现他晚上睡觉以前洗澡比原来勤快了，而这个太太内衣的颜色、款式发生了变化，多了很多他们夫妻共同认为更性感的内衣款式。这就是夫妻之间二元关系表象特征下的核心自我所建设的关系，这个很有意思，你既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满足建设关系，也可以说他们不矛盾于做一个更鲜活的自己了。

第三个，使琐碎归于琐碎。如果晚上睡觉以前找一张A4白纸把一天的事情都写下来，你会发现这张纸上写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就是你没有去关注那些比琐碎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有一个倾向就是让自己被琐碎占用。等你有了孩子后这个感觉会更强烈，因为孩子的本质就是琐碎。

第四个，只有病痛才能唤醒我们，这是可悲的。很多人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即病痛唤醒了他对意义的追求、对意义的感觉，这是蛮可悲的一件事。

新冠疫情给人一种反反复复没有尽头的感觉，这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不确定的病痛，从急性的慢慢转变成慢性的，慢性里又掩藏着、潜伏着急性的倾向、可能性或者风险。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发现我的小组成员或者个体来访者，在治疗当中谈的很多东西更倾向于明心见性，就是更本质、更核心的一些东西。做了这么多年咨询他们没有被唤醒，在疫情刺激下反而更能被唤醒，坦白说这有点可悲。当然，这个可悲并不是贬义，存在主义哲学里有一个流派叫荒诞主义，这个可悲在荒诞主义里的意思是睡醒了，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去荒诞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跟可悲、悲哀或者悲伤达成了某种和谐或一致。

第五个，专注于自我，从而超越自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关注力放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在别人那里看到的都是残缺的自己（嫉羡、嫉妒、羡慕等）或者夸大的自己（自恋、优越感等）。所以在治疗当中，我们经常会邀请来访者关注自我，从而超越自我。在一周一次的个体治疗里，我们每次可能都会对来访者说，诶，你这个部分跟上一次有点不一样。当我们带团体的时候，在每一轮团体里，我们也会找机会给团体说，诶，这一轮团体跟上一轮有点不一样。这实际上就是超越自我的倾向。

第六个，意义必须由自己去决定。在目前的国家体制或者文化下，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很难决定一些东西，比如跟体制的关系、跟文化的关系等。你上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如果违反了纪律犯了错误，可能要写检查。这个检查最可悲的地方是，我们违反纪律的原因，包括对别人的影响，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组织决定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意义感剥夺。有人很喜欢意义感剥夺，比如组织内的党员、干部，他们在死的时候，希望有一个生前很相信的老领导给他们主持追悼会、念悼词。别人给你念悼词，其实也是一种意义感剥夺，但很多人就是喜欢、欢迎甚至追求。所以坦白说，中国人这一生都在跟意义要不要由自己去决定这件事挣扎、拔河、冲突。这实际上跟国情有关。

我们的很多来访者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历史性创伤、体制性创伤的来访者，他们想自己决定自己的意义，比如从体制里出来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我也知道很多咨询师都在体制里待了很久，人到四十想追求自己决定自己意义的权利，于是从体制里出来了。但出来之后，很多时候或多或少还会怀念在体制里的感觉。所以就此而言，意义必须由自己决定，但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成就的，而是需要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发展这个能力。

第七个，利他主义：从灾难中提炼意义。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后，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到了汶川，在汶川一个小学的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多难兴邦，这个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发生灾难的地方使用利他主义：告诉当地的老百姓，大家受的这个苦难对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有帮助，这就是从灾难中提炼意义。

我讲一个在团体地面课里讲了很多次的案例。汶川地震之后，我去了绵竹，在绵竹有一个很大的露天体育场，地震后成了当地老乡的临时驻扎地。绵竹旁边的山里有中国的核导弹，实际上，中国所有的山因为国防需要都是空的，里面是我们的核工业，这个是不保密的。绵竹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地下山洞就是制造核导弹眼睛的，这个也是不保密的。地震之后，绵竹有很多老乡就是被当地的解放军救援的。因为当地解放军救援核工业去了很多人，在绵竹扎了很多两米多高的迷彩凉棚防卫星扫射，老百姓于是就在凉棚里驻扎下来，所以在汶川地震中绵竹老乡的待遇要比其他地方好很多。

绵竹体育场里大概有3000多个帐篷，完全是一个临时社会。我在那里做灾后救援，即孤儿的艺术治疗、失独失亲老乡的团体治疗、危机干预。有一个女老乡，她在绵竹的山坡上有一个茶园，地震来了之后，三座山合成两座山，她住的房子在地震中塌了，一家人都埋在里面，她自己被埋了一半：房子垮塌之后，瓦砾、砖头把她的腿埋在里面了，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她的胫骨骨折，腿粉碎性骨折，肿得很高。

地震之后下雨把她浇醒了，她把自己断掉的半截腿从瓦砾里扒拉出来，然后就匍匐在地上扒废墟，扒着扒着就把8岁的儿子扒出来了，已经没救了。她哭得很厉害，匍匐着把儿子的尸体拖到一边，用雨水擦拭儿子的脸和身体，转过头来继续爬过来扒，扒着扒着就把丈夫扒出来了。她丈夫身强体壮，费了很长时间扒，这时她的指甲已经没有了，两手全是血。她一点点地把丈夫的尸体挪到儿子旁边，哭了好长时间后又回去扒，扒着扒着就把70多岁的父亲扒出来了。她的父亲不像丈夫这么魁梧，比较瘦弱，然后她就把父亲拖到丈夫和儿子身边。她的母亲早年去世了，她三个最重要的男性亲人：儿子、丈夫、父亲都在地震中死掉了。她看着他们，一直悲伤地哭。

我们到那儿之后，就看到三个人已经过世了，她哭得休克了。我们把尸体带回葬墓区，然后给她做手术，上甲板打石膏，处理好之后她就是不吃饭。医生就劝她说你不吃饭能行吗？你刚做了这么大的手术，虽然输了葡萄糖和血，但你也要吃饭，不然胃里肠里的气排不出来。但她就是死活不吃，也不说话。

我知道她想追随亲人而去，这就是我们说的对死亡忠诚：家里面绝户了，她觉得活着也没意思了。临床上叫急性抑郁。像这种陷入慢性绝食、急性抑郁危机的病人，给她注射营养针、葡萄糖没有太大的维持意义，因为一瓶葡萄糖的营养还不如一个馒头。我做了很多危机干预，但是都没有用，最后急得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说，大姐，我是山东人，按照我们山东人的规矩，像你这种情况——家里面所有亲人都走了，你不能寻死觅活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她一听我说她没有资格，两个眼睛突然来了神，盯着我看。我就跟她说为什么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以后每年的清明节，他们在那边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得靠你来送，你要是走了，就没有人来送了。这个说法很迷信很唯心，没想到她相信。她想了一天一夜，然后问我有没有方便面、火腿肠、面包，开始主动进食了。

现在我还跟这个大姐有联系，每次去四川讲课时，我还跟她发信息，聚会的时候会去她的茶园。通过这个干预大家可以看到，从灾难中提炼意义，不管这个意义看起来多么荒诞、不切实际，但在灾难当中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人类最早成立部落、氏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繁殖，为了活下去。生存和繁殖的问题解决以后，人类就开始发展神话系统。现在很多古老山洞里的壁画，比如莫高窟的壁画，原始社会的绘画、图腾，实际上都是神话。凝聚人类的重要动力有两个：一个是繁殖生存，一个是神话。神话的核心就是意义感，神话的本质就是一个意义接着一个意义去发展、迭代，然后像滚雪球一样滚起来，所以从灾难中提炼意义是利他主义的顶峰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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