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韩梅（化名）和自己的父亲因为琐事吵了起来，韩梅吼了她的父亲一句，然后去睡觉了。躺在床上，韩梅却怎么也睡不着，她开始想：

爸爸刚才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还说我这个样子哪像大学生，他是不是后悔让我出去上学了？下学期的生活费会不会不给了？他是不是觉得白养我了？他现在肯定气的睡不着，哎，我也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可我也很委屈呀，他凭什么不尊重我意见，这么多年都不把我当成有独立思想的人，我不只是因为今天的事才发火，他上次出去旅游时候不问我意见就选景点，高中时候他没问过我就给我报补习班，想生二胎也没问我意见直接就生了……哇我好绝望好想哭……他是不是也在反思？他肯定还在生气，我去找他谈谈，顺便我是不是要道个歉？他对我失望了怎么办……

韩梅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她走到自己父亲的房门前，却听见房间里传来震天的鼾声……

——知乎用户“引觞w”的回答[1]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难以释怀的事情，可能是一次和爱人的争吵，一次公共场合的尴尬，或是一次失败的考试。这时我们就可能会反复地去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反复去想这些事情本身、它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就像上文中韩梅所做的那样，而这样的思维模式就被称为反刍思维（rumination）[2]。

今天我们针对反刍思维给大家讲解一下。

反刍思维概念的提出

反刍思维这一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由耶鲁大学教授Susan Nolen-Hoeksema博士提出的[3]。一开始，反刍思维是Nolen-Hoeksema提出的一系列“反应方式“其中的一种，当人们遭遇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倾向于反复地对这些事情进行思考，他们会认为，这种反复的思考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事情，找到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可能原因，并最终帮助他们在随后的生活中更好地应对日后可能会发生的类似情况。听起来反刍思维是一种对人有益的思维模式，但是随后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却展现了这一思维模式的另一面……

Susan Nolen-Hoeksema (1959 –2013)

在1989年10月17日，旧金山湾区的洛马普列塔地区发生了一次里氏7.1级地震。这是自1906年以来该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地震。地震共造成62人死亡，3757人受伤，12000人无家可归。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这次地震也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考察人们应对灾难事件方式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的机会：就在这次地震发生的14天前，科学家们刚刚使用问卷测量了位于地震所及区域的斯坦福大学的一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其中就包括了他们反刍思维的倾向性。在地震后，研究者们又找回了这些大学生，测量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表明，那些反刍思维倾向越强的人，他们在经历过灾难后的抑郁水平越高[4]。这样的发现令人略感意外，因为如果去采访这些当事人，让他们自己去评价反刍思维的话，他们往往会认为这些思考对他们很有帮助。那么反刍思维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实际影响是怎样的呢？

反刍思维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实际影响是怎样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又设计出了一套任务来在实验室里引导被试进入可以控制的反刍思维状态。这一任务由一系列的指导语组成，这些指导语是一些问题，要求被试针对自己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这些典型的问题包括：“想一想：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想一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等等。被试还会被引导进入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心理状态，这被称作“分心”，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研究者们会要求被试尽量生动具体地想象一些具体的事物，例如“想一想：一把大黑伞的样子”或者“想一想：一间教室的典型布置”[5]。分心状态和反刍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理状态，因此研究者们使用分心状态作为与反刍思维的对比。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被引导进入反刍思维状态以后，相比于分心状态，被试的情绪水平更加低落，他们完成认知任务的能力也变差了。实际上，虽然被试报告他们觉得反刍思维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被引导进入反刍思维以后在面对问题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数量反而更少了。更糟的是，就算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在反刍思维状态下他们往往并不采取行动，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无法自拔[3]。

反刍思维往往让人难以摆脱

看来反刍思维并不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对我们有所帮助，相反地，这种思维形式还与抑郁情绪紧密关联。尽管不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但是不论是横向研究还是纵向追踪研究的结果都稳定地发现，反刍思维不仅是人们在陷入抑郁情绪以后的常见思维形式，而且喜欢进行反刍思维的人有更高的风险罹患抑郁症。反刍思维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特质，不同人身上的差别很大。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女性的反刍思维倾向一般要比男性更强[6]。在本文开头的故事中，女儿和爸爸的争吵发生后，女儿还在思前想后时，爸爸早已呼呼大睡去了，这也是生活中常常观察到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倾向于反刍思维呢？这一思维模式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反刍思维模式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从反刍思维的脑机制着手。在这个问题上，功能磁共振成像近年来成为了科学家手中探究各种心理过程背后的脑机制的得力工具。借助这种技术，研究者们得以实时地观察到当人们在进行某种心理活动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为活跃，也可以看到这些脑区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方法，科学家们也使用类似的问题来引导被试在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内一边接受扫描一边进行反刍思维，或者进行分心，随后通过对比这两种条件下脑活动的不同来探究与反刍思维密切相关的脑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7]，研究者们使用指导语分别引导健康人和抑郁症患者在接受功能磁共振扫描时进行反刍思维或是分心，结果表明，无论是健康被试还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在进行反刍思维时大脑中线的两个脑区——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的活动相较于分心状态下的活动显著升高。内侧前额叶一般被认为负责与自我相关的心理活动，当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时，这个脑区就会更加活跃，而后侧扣带回则被认为和自传体记忆的加工有关，也就是当人们回忆起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这个脑区的活动就会升高。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背后的脑机制也许与负责自我以及自传体记忆的脑区有关。

与反刍思维密切相关的脑区可以看到，该研究中当被试进行两种类型的反刍思维（体验型（Experiential）和分析型（Analytical）时，大脑中线的两个脑区——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的活动显著比分心状态更高[7]

前人的研究少有对不同脑区之间的交互与反刍思维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主要是受制于传统的反刍思维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最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严超赣课题组使用介于传统的任务态和静息态之间的“反刍思维状态”任务对反刍思维状态下不同脑区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在反刍思维状态下，被试相较于分心状态时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与内侧颞叶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上升，体现了这些脑区之间在反刍思维时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如上文所说，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分别是负责自我相关心理过程和自传体记忆加工的脑区。内侧颞叶脑区和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场景构建有关，也是产生自发思维的地方。这些脑区之间更加紧密的交互也许反映了反刍思维的产生机制：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对内侧颞叶所产生的思维的过度抑制[8]。

反刍思维可能是由于内侧前额叶以及后侧扣带回对内侧颞叶脑区的过度抑制导致的[8]

为何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倾向于进行反刍思维？

这里可以顺便回答为何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倾向于进行反刍思维。研究者们发现，在静息状态下女性后侧扣带回脑区的活动比男性更强，这在来自全世界的多个数据集和许多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指标上都有体现。也许女性在这个脑区更强的活动一方面使得她们更倾向于让自己的思维指向内部，另一方面也使得她们的思维内容更容易局限在一些狭小的主题内，产生更多的反刍思维[9]。

研究表明，女性在静息状态下后侧扣带回脑区活动比男性更高，注意图中大脑中部后侧的蓝色区域[9]

可能对反刍思维进行干预吗？

对反刍思维脑机制的探讨使得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干预成为了可能。尽管已有针对反刍思维的认知干预方法，但是这种干预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借助近年来兴起的经颅电刺激、经颅磁刺激等方法，针对反刍思维的关键脑区进行调控，也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深陷这种思维的人更快更好地摆脱它的困扰。

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说明对自我的反省在合适的范围内是一种帮助人成长的有益的思考方式。然而，凡事都有一个度，这种思考一旦过度，也会成为破坏人心理健康的帮凶。就像佛教中说的“妄念”、“执念”一起，顿生无穷烦恼，道理虽然简单，想要放下执念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现代认知神经科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视角，对反刍思维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揭示，结合新一代的认知调控技术，也许有一天能够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摆脱反刍思维的困扰，获得更加幸福快乐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引觞w. 男人和女人有哪些较普遍的思维差异？ 知乎: 知乎; 2018. Available from: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70540/answer/312760204.

2.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 [Internet].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1

3.  Nolen-Hoeksema S, Wisco BE, Lyubomirsky S. Rethinking Ru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3(5):400-24. Epub 2008/09/01. doi: 10.1111/j.1745-6924.2008.00088.x. PubMed PMID: 26158958.

4.  Nolen-Hoeksema S, Morrow J. A Prospective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fter a Natural Disaster: The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 1991.

5.  Nolen-hoeksema S, Morrow J. Effects of rumination and distraction on naturally occurring depressed mood. Cognition and Emotion. 1993;7(6):561-70. doi: 10.1080/02699939308409206.

6.  Nolen-Hoeksema S, Aldao A.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depressive sympto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51(6):704-8. doi: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1.06.012.

7.  Johnson MK, Raye CL, Mitchell KJ, Touryan SR, Greene EJ, Nolen-Hoeksema S. Dissociating medial frontal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activity during self-reflec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6;1(1):56-64. Epub 2008/06/25. doi: 10.1093/scan/nsl004. PubMed PMID: 18574518;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PMC2435374.

8.  Bar M.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ypothesis of mood and depress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9;13(11):456-63. doi: 10.1016/j.tics.2009.08.009. PubMed PMID: PMC2767460.

9.  Chen X, Lu B, Yan CG. Reproducibility of R-fMRI metrics 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multiple comparison correction and sample sizes. Hum Brain Mapp. 2018;39(1):300-18. Epub 2017/10/13. doi: 10.1002/hbm.23843. PubMed PMID: 2902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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