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场卷入

1月22日，距离除夕还有2天，老公很顺利地请到了假，我们抱着孩子出发返回老家，选择乘坐更快捷的动车出行。而几天前跟着爷爷奶奶先回去的老大，已经学会了放炮。

老二半岁，第一次过春节，也是第一次回老家。想到老家里急切等待着的老人们，看着他们发来的一张张年货照片，我和老公也像盼着过年的孩子一样，很兴奋——这一年，我们的“考卷”答得不错。

那一天，网约车居然也不需要排长队，了解到我们抱着孩子，还专门来地下车库接了我们。一路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正在给每一条街道都挂上火红火红的中国结，体育馆里正筹办着农历鼠年的灯会。人们大包小包，笑意盈盈。

那一天，武汉还没有封城，某专家还说儿童并不是新型肺炎的易感人群。

那一天，车上无聊，我在年味浓浓的各类文章里，保存了许多美好的图片，想着再加上灯光下的年夜饭，凑成九宫格，发在除夕夜的朋友圈。

彼时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还只是新闻里的镜头。至少，疫情还不在身边。

车上零星有人戴着口罩，我们则戴一会儿取下一会儿。怀里的孩子，她还小到不能戴口罩，全程也就是睡一会儿、吃一会儿、哭一会儿。

就这样，无知无畏、心怀侥幸的我们，暴露在一两天后就被疯传有着巨强传染性的病毒可能圈之中。

三十晚上，朋友圈终究没有发，年夜饭也一点都不香，我和老公只剩下心不在焉的恐慌，回忆着一路走来接触过的人或物。

2.这没有经历过的恐慌

1月25日，大年初一，老家里的人们还在扎堆嬉闹。我们俩像局外人，刷着新闻里不断上升的人数，又恐惧又很懵，又独立又随大流。完全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后来我明白，那就是麻木、情感隔离的状态。

那晚我和老公都失眠，也很默契地都赖给了窗外的炮声。深夜里又刷出一篇报道，感染者中多了几个儿童，甚至包括婴儿。

我俩彻底慌了：我们怎么样都行，孩子不能有一丁点问题。

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中午就立马返程。医疗条件落后的老家，像是经不起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

那一天，似乎很多人都是在前一晚猛然觉醒，车站迎来了最早的返程高峰。与两天前的景象大不同的是，人人都是三层甚至五层一次性口罩——在那里，根本买不到N95。

进站要量体温，测温枪搭在额头的那一刻，我明显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怕出来的数字不合适，我怕我不被允许乘车。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那一刻，我没有“我”的知觉感，只想抱紧孩子，马上冲上回家的路。

可测温枪显示，老二的温度有点高。

安检口的工作人员马上招手叫来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医务工作者，我看不清她的脸甚至是眼神，只听得到她说，“把孩子抱过来，再用水银的测一遍。”

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愤怒，提高音量说，“这里面到处都是冷风，解开衣服会感冒的呀！”

一旁的老公见我情绪激动，压住我的胳膊说，“当然是要测好了才能上车。”

我知道他想让我冷静一点，我也知道，我的愤怒，全都是针对自己的责备。时间若是能倒回，我一定不会决定回家过年。

一分多钟，太过漫长。围拢过来的乘客，全都等着看那细细水银温度计上的数字。

他们，当然不想与发烧乘客同乘，哪怕只是一个孩子。

抱着孩子的胳膊一直在颤抖，慌乱中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心理学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

3.过了一关，还有一关

36.9，我谢天谢地。

人群散去，医务人员跟我说，“别给孩子穿太多，热了也很不舒服……”

我没再回答，没有哪个母亲，想让孩子不舒服，只是不知道，哪样才舒服。

就像，我知道这么小的孩子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可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惩罚”自己一路都抱着她，唱着儿歌，站在车厢连接处，避开乘客，哄睡了也一样。

老公抱着老大，给他打开了平板，就像做错了事在给孩子道歉、补偿一样，允许他做平时不被允许的事。

回家之后，向社区报备，按要求进入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并需要早晚各上报一次体温。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在自责、焦虑、担忧、愤怒中度过。

时不时地都要去摸一下两个孩子的额头，量体温之前手都在抖，用消毒液清洗了所有出门时带过的东西，每看到一个最新被报道的感染者同乘车辆信息，都能惊出一身汗来，每天喝好多好多杯水，洗好多好多次手，吞咽唾沫时总在感受喉咙是否有不适感，还有一夜，我梦到了一只可怕的蝙蝠……

老公那头则是想方设法地囤口罩、买酒精，甚至抢双黄连口服液……

但这都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在假设的“潜伏期”结束前，我不能确定，我喂给孩子的乳汁，是粮食还是“病毒”。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一个好乳房，还是一个坏乳房。

我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乳汁都过滤一遍再喂给孩子。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更怕自己病，还是更怕孩子病。

直到每一个新的一天来临时，憋满的气球才会松一点气。

我想，那呼之欲出的满满恐惧，应该不只是这几天才出现的。

4.我将无我，不是最伟大的母爱

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思悟生命的窗口。我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做了母亲，我还是不是“我”？

母亲到底是我的角色和身份，还是就是我本身？

在疫情中害怕、恐惧的，到底是“我”，还是那个“母亲”？

我的情绪，是随着疫情出现的吗？又或者只是借着疫情说了出来？

“我自己生病无所谓，我不怕病，甚至不怕死，但我的孩子不能病，他们也不能没有我。”

世间很多的母亲，大抵都有这样想法。所以她们会呼喊：如果可能，自己可以替孩子病、替孩子苦，更可以为孩子忍，忍那些难熬的婚姻，忍那些完蛋的伴侣。

但过了这些天之后，我的脑海中总在徘徊一句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而“我”，就是那个“巢”啊。

我写下了自己的情绪状态，它们分别是：恐慌、担忧、愤怒、烦乱等等，都是关于孩子。

那么我关于我自己的情绪又跑去哪了？为什么我不是后悔把自己也送到了可能有传染源的列车上？

这场危机中，每个人都被迫暴露在了风险之下，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孩子是，我们也是。

那索性不如把风平浪静时掩藏着的，都表现出来吧。

5.做轻松自如的妈妈吧

疫情突如其来，冲向了毫无准备的人群。如果可以事先预料，当然谁都不会贸然出行。

而我的自责，并不能补偿孩子什么，也更不会抹去什么，反而成为了伤害家庭气氛的利器。孩子们并不懂得妈妈内心的煎熬，只看得到妈妈的神经质：反复洗手、反复量体温、神情紧绷。

我紧张，所以严肃，更是苛刻，敏感的孩子们便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这些，他们扑闪着大眼睛，似乎想问，“妈妈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心？”

妈妈凭什么开心，妈妈不配开心啊孩子。

是的，我在危机之中拼命质疑自己作为母亲的能力，我愤恨自己可以创造生命却不能保护生命。

唯独忽略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如果没有完整的、独立的自我，给孩子们的，也注定只能是一份残缺的爱。

如果自己的情绪纠缠成一团，又怎么会分泌出健康幸福的乳汁？

安身可以立命，安心，也可以。

也许，流畅的情绪才是最有效的维C。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孩子们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应对匮乏和限制，学会敬畏生命，而不是学会焦虑、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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