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箱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皆身诛，财物没官。于是更相诬引，冤死者以千数。百姓嚣嚣，道路以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

其实泛道德化（over-moralization）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董卓当政时尤甚。

精神分析师一般会在分析中悬置道德判断（哪怕危机干预时也不做道德评价）。为什么？因为分析师的道德判断会严重限制被分析者的自由联想，让他们不敢说话。

试想，我鼓励你自由联想，不加审查的自由联想，但等你说出了不符合我道德标准的言语，我便狠狠评价你。这岂不让分析，从一开始便成为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

所以在分析中做道德判断，等于就是在促成来访的自我审查和自我阉割，这和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原则大相违背。

分析中的过分道德化倾向，是出了名的会扼杀来访的创造力，乃至使其脱落。

而分析外的泛道德化现象，也是一种危险的心理-文化现象，它对个体和群体创造力的打击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它给人带来的恐惧和自我审查效应，会极大地扼杀人们的创造力。

因为它试图切断人自发的意识流动。

我认为，泛道德化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通常和过于严厉的超我（harsh superego）有关。

当超我过于严厉，那么它就会被完美原则充分控制，以至丧失现实检验的能力。

超我强力审查个人的思想、情绪和欲望，试图将与超我价值观不协调的意识内容推出意识。

据我观察，男生最严厉的超我的形成，在发展心理学中通常和一种较为极端的家庭结构紧密联系：和母亲太共生+父亲太缺席。

和母亲共生太厉害，则需借用严厉超我来审查自己对于母亲的性幻想和乱伦欲望，防止突破文明的底线。

父亲太缺席，导致家中没有男性，男孩因此需要发展出与自己年龄不符的强大超我，来承担起家中“父亲”的责任，或者说母亲“伴侣”之功能。

这种家庭结构造出的男性，通常会携带出最为严厉的超我。

这种男生要成功长大，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思想、欲望、情感进行强力审查和控制，才能消除自身的“孩子特性”，成为家庭系统中的“父亲”；但又不和母亲发生正意义上的乱伦行为。

他们成年后，通常会把自身的泛道德化模式推衍出去。

从而把他们家庭结构中的伤痛，泛化开来。悲夫。

所以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有个人的心理基础。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看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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