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的荣格有一个黄色的小铅笔盒，里面放着他的钢笔、铅笔和一把木尺。那是在1885年，孩子们还在制作和发明属于自己的玩具。因此，荣格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制作他的尺子是件很寻常的事。

他在这把尺上刻了一个约6公分高的小人，“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脚穿一双闪亮的黑靴”，荣格用黑色的墨汁为小人着色，把他从木尺上锯下来，并放置在铅笔盒中。

“在铅笔盒中，我为他做了一张小床。我还为他做了一件羊毛大衣。我将一块来自莱茵河的、光滑的、长方形的微黑石头用水彩涂上色，使它看起来像是分成上下两半……我把这块石头放在铅笔盒中，这就是他的石头。”

荣格把装着他的小人的铅笔盒带至父母的阁楼——小孩并不被允许去那里——并将铅笔盒藏在一个屋梁后面。

图：少年荣格

几十年后，荣格回想起那一天：

“没有人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破坏它。我感到安全，内在不安的折磨感消失了。每当遇到困难，或者做错事，或是我的感情受到伤害……

我都会想到那被我小心安放和包裹起来的小人以及他那光滑、漂亮的彩色石头”。

有一年的时间，荣格时常记挂着雕刻的小人：

“常常隔几个星期，确认没人看见时，我就悄悄的爬上阁楼，攀上横梁，打开铅笔盒，看着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都把提前写好的一张小纸条放进铅笔盒……

放小纸条的行为带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

我从不担心，这样的行为有什么意义或是我如何解释这些行为。我感到安全，我很满意拥有一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得到的东西。”

图：波林根的三面石刻的正面|荣格雕刻

图：荣格10岁时画的画

当荣格自尊受挫时，想到小人常常能使他获得安慰。例如，有一次他受邀拜访某位重要人物，尽管他已经为这次出访准备了许久，并做了非常细致的个人清洁，却还是被妈妈不停的警告：“擦擦鼻子——有手帕吗？洗手了吗？”

以至于他越靠近要拜访的人家时自尊心越弱。当他最终按响对方的门铃时，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胆怯的流浪狗……鞋和手都脏兮兮的，没带手帕，脖子因为沾了灰尘而黑黑的”，他听到铃声在耳边叮铃作响。

接下来，荣格全然不顾妈妈的警告和叮咛，“故意表现的羞怯而倔强”。但在内心里，他感受到自己不同的想法：“如果事情太糟糕，我就会想到阁楼中的秘密宝藏，它会帮助我恢复风度。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到我的另一面，我拥有神圣的秘密：黑色石头，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的小人”。

曾经一度，荣格“完全忘记了小人这件事”……但二十五年后，已成为精神科医师的他，“记忆的片段在童年的迷雾中清晰再现”。当时荣格正在为一项人类学研究而阅读阿勒斯海姆（Arlesheim）灵魂石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护身符”的有关内容；灵魂石不仅在绘画方式上与荣格的石头相同，甚至在使用功能上也一致。

“随着回忆的涌现，我第一次确信，心灵拥有一些古老的元素，它们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在个人心灵中继承下来”。

这便是“集体无意识”概念的最初构想。

中年时期的荣格

之后，荣格成功的将自己孩童时期的游戏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

“最终，小人成为卡比尔，包裹在他的小斗篷里，藏在西斯塔，由长方形的黑色石头为他供应生命能量。但是，我在很多年后才理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完成这个仪式，仿佛我已看过非洲土著的仪式一般；虽然非洲的土著居民最早进行这个仪式，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思考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荣格所描述的看作是儿童通过游戏自主调节心灵的一个例子。想一想他的小人——他创造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中无从寻找的小人——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克服了内在的分裂感。

不要高估心灵平衡内在冲突的自主机制。荣格的童年并不快乐，这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直到晚年才有所改善。

作者注：如果研究了荣格和道明会怀特神父（Dominican monk Father White）之间关于此话题的通信，就不难看出害羞的男孩卡尔和缄默的80岁老人“卡尔·古斯塔夫”（他让朋友们这么称呼他）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考虑他们在理论上的差异，老人“卡尔·古斯塔夫”也无法拯救他与男孩的友谊。

图：荣格晚年

藏在荣格父母房屋阁楼里的神秘小人，可以看作是沙盘游戏中的沙具的前身，那时，沙具还没有出现。荣格童年时期的这件轶事，预见了之后所有关于沙盘游戏治疗效果的著述。他的叙述帮助我们理解了，如何用一种不太“客观的”视角来观察主观内在世界。

人们都熟悉心理矩阵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下，有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原型。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都将心里矩阵理解为集体无意识。

图：荣格晚年隐居的波林根

那么，荣格理论的重要性是什么？特别是对发展心理学来说，其重要性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荣格对儿童心理治疗没有兴趣；但恰恰相反，他关于父母与儿童关系的观点，实际上正是当今儿童心理治疗的基础。

1924年，荣格在给弗朗西斯科·维克斯（Frances G. Wickes）的新书《儿童的内在世界》所作的序中写到：“父母应当常常保持察觉，他们自己正是导致孩子患有神经症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在1920年代人们绝不会这么考虑问题。荣格认为：“人们认为是环境影响了孩子，但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父母们的意识状态而是他们的无意识深刻的影响了孩子。”

这一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荣格认为：“对于一个具备道德意识的人来说，这个人或许是位父亲，亦或许是位母亲，他会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即，我们能够操控的事情，也就是意识层面可以操控的事情，对于不可控因素来说，无论我们费多大劲，似乎都是无效的。”

图：荣格在波林根劈柴、做饭

前面提到的荣格母亲的例子表明：

她尽自己所能确保儿子的干净、耀眼，尤其是在重要的人物面前。她的意识行为表露了她的无意识，她自己可能饱受高等社会阶层的压力之苦。她的行为激发了儿子的违逆：她善意但啰嗦的警告没有让儿子变强大，反而变得软弱。

他们试图渗透自己的影响力，但孩子的内心在阴影的影响下已然发生转化。最终无意识为孩子带来讯息：“我们是卑微的，我们必须透过外在的装扮看到事实真相。事实就是，我们多么可怜。”孩子必然会跟随无意识而不顾母亲的善意嘱咐，那些嘱咐不过是母亲人格上层意识的表达。他表现的羞怯而笨拙，最糟糕的是，他受到成人世界矛盾的困扰。

图：荣格与父母和妹妹的合照

在荣格描述的有限的几个儿童治疗案例中，他主要关注于儿童与治疗师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与精神分析技术无关。儿童与治疗师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仅取决于治疗师的人格，也取决于治疗师能否使用儿童的语言进行沟通，这里的儿童语言不仅仅指口头语言。

荣格亲身实验过在治疗中使用非言语的表达方式，包括对儿童和成人的治疗。在应对一次重大的个人危机时，他使用了游戏——

“与弗洛伊德分手后，我度过了一段内心充满不确定感的时光。毫不夸张的说，那一段时期我完全迷失了方向……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经历了漫无止尽的阻抗后，我屈服了。

那段充满了痛苦与耻辱的经历让我感到，除了玩些幼稚的游戏，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开始攒石头，从湖边和水里捡我喜欢的石头。然后，我开始建房屋……每日午饭后，不论天气如何，我都进行建房屋游戏，我就那么一直玩，直到病人来访。如果晚间的工作较早结束，我仍会继续房屋游戏。在游戏过程中，我澄清了自己的想法，也能够抓到那些恍惚中出现的幻想。”

图：湖岸边的荣格

荣格所描述的，可能与孩子在自由玩耍以及在游戏治疗中的感受相似。

荣格对于意象的强调，引领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意象技术的多样发展（虽然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在二战期间移民美国，但他们最终还是带着各自的创造性成果返回了欧洲）。如今，“表达性治疗”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被当作一个范例：“二十世纪初，荣格已然预见了我们今天在表达性治疗中所运用的一切观念和技术。”

表达性治疗在美国被广泛运用，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在表达的类型方面：“使用艺术、音乐、舞蹈、运动、戏剧、诗歌、写作和游戏，以及心理治疗背景下的沙盘游戏、咨询、康复或卫生保健”。

表达性治疗的拥护者们有时会指出，后来的理论与荣格的“积极想象” 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澄清这一误解十分重要。也许积极想象的情境与表达性治疗的方法确有某种相似，但积极想象技术的核心——意识遭遇无意识——却与自主表达过程完全相反。

因此，积极想象不适合儿童，也不适合团体。另外，只有当来访者足够坚强并能坚持接受个人分析，才可能使用积极想象技术。

（本文节选自《表达性沙游工作：基于荣格心理治疗的实践探索》，有删减；伊娃·帕蒂斯·肇嘉（Eva Pattis Zoja）   著；高岚   常莉俊   吴琼    译）

参考文献：

Jung, C.G. and Jaffé, A.,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5.

Wickes, F., The Inner World of Childhood, Appleton, New York, 1927; Sigo Press, Boston, MA, 1978.

Jung, C.G., Foreword, in Wickes, The Inner World of Childhood.

McNiff, S., ‘Foreword’, in C.A. Malchiodi (ed.) Expressive Therapie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2006.

Malchiodi, C.A. (ed.) Expressive Therapies, Guilford Press, New York, 2006.

Wolf, R.I., Review: ‘Expressive Therapy: A Creative Arts Approach to Depth-Oriented Treatment. Arthur Robbins with Contributors.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80’, Psychoanalytic Review, 1983, 70: 277–278.

Papadopoulos, R.K., ‘Destructiveness, atrocities and healing: Epistemological and clin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1998, 43: 455–477, p. 457.

Papadopoulos, ‘Destructiveness, atrocities and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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