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心理因素如何影响情报收集，特别是情报分析？

也许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被置于信任地位的人会背叛这种信任，从事间谍活动？为什么伤害他或她的国家或群体？为什么要把家人暴露在丑闻中……或更糟？这就是所谓的“内部间谍”问题。

导言

人们对间谍活动着迷。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和电影数量之多，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民众对间谍案件新闻报道的热情，以及他们渴望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进行简单的洞察。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认为间谍活动的大部分发生在大多数人无法接触的世界。

然而，即使对那些在情报界服役多年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仍然难以充分解释：为什么要间谍？历史表明，大多数国家曾经或曾经决定通过秘密手段寻找其他国家、团体、甚至本国人民的秘密信息……也就是间谍。不过，除了不负责任的独裁者的非理性行为外，使用间谍的决定通常基于一国政治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目标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共识。这个协商一致的决定可能很复杂，但对外人来说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

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某一个人会选择从事间谍活动。间谍心理学涵盖了若干领域，包括如下问题：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个人选择从事情报工作？选择职业生涯的秘密军官的心理概况是什么？

定义

为本讨论的目的，间谍活动将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犯罪和刑事诉讼）、第一部分（犯罪）、第37章（间谍和审查）、第798节（机密信息的披露）被定义为明知而故意沟通、提供，向未经授权的人提供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任何机密资料，或出版，或以任何损害美国安全或利益或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使用机密资料。这一定义不包括代表美国并根据美国法律收集的机密情报。

间谍这个词指的是“内幕间谍”，即经过正式审查、获得适当安全许可的个人，在获得机密信息的情况下被放在信任位置，然后选择通过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或组织进行间谍活动来背叛这种信任。他或她可以是该组织的承包商或全职工作人员。这与间谍与之合作的人截然不同，后者传统上是外国情报服务的成员，充当间谍的管理者。

为什么当间谍？

在19世纪末心理学兴起之前，人们常常根据道德或宗教信仰来解释人类行为。除了古人(希波克拉底得出结论认为精神障碍是由身体问题而不是恶魔附身引起的，加伦得出结论认为大脑和神经系统在思想和情感中起着核心作用)，对攻击性或非法行为(如间谍活动)的解释通常是基于宗教或社会禁忌的道德判断，而不是心理动机。

道德主义方法基于我们可能认为的黑白、善与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违法者描绘成受制于外部的、通常是形而上的影响，这些外部影响要么注定他们是不道德的，要么有能力凌驾于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之上。这一点仍然很重要，因为尽管研究表明了个人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但这种表面上的常识观点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看法：为我们这边工作的间谍是“好的”，而与我们作对的是“坏的”。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情感上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从道德的角度看待间谍活动，对获得有助于开发预防方法或早期识别方法的洞察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一个组织不会故意雇佣叛徒。相反，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组织会雇佣它认为可以信任的人，这些人要么成功地隐藏了他或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要么，更常见的是，后来发现自己处于(出于任何复杂的个人原因)将间谍活动作为一个合理、甚至有吸引力的选择的情况。就像间谍活动本身一样，心理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非黑即白、道德主义的方法的确定性屈服于心理细微差别和复杂性的现实。

MICE（间谍）和人(主要是)

在现代，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努力了解促成个人间谍决定的心理和社会(心理社会)因素。最初，至少在美国，传统智慧比实际研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也许最常被引用的间谍解释是缩写词“MICE”所揭示的知识，以及其后许多变体。虽然会展对总体动机的看法或多或少是常识性的，但在公开发表之前可能很流行，它似乎最初是由前克格勃少校斯坦尼斯拉夫·列甫琴科在一本书里提出的。1979年叛逃到美国后，利甫琴科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他指出间谍活动的动机有四种：金钱、意识形态、妥协/胁迫、自我。

金钱

这是一个普遍的类别，包括贪婪(对财富或物质利益的极度贪婪)这样的自私动机，以及可能被认为是更高尚的动机，比如需要支付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或孩子的教育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间谍都会得出个人结论，间谍活动是获取所需资金的最佳手段，或许是唯一的手段。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心理学家特里·汤普森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间谍容易受到金钱的影响，包括将成功等同于物质利益的文化倾向，物质成功带来的社会权力和声望，接受金钱的自我满足效应，以及经济上需要的间谍在收到工资后感到的解脱。汤普森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建议，即愿意冒险，这是可能吸引个人从事情报收集职业的个性特征之一，也可能无意中导致糟糕的财务决策，使个人处于经济需要的状态，并将间谍活动视为看似合理的补救措施。

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仅仅是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套共同的信仰。精神病学家兼作家史蒂芬·平克写道：“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等同于大脑的一部分，甚至不能等同于整个大脑，因为它分布在许多人的大脑中。”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共同的信仰体系，所以一种意识形态被个人采纳的程度就是它反映了个人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像另一种动机--金钱--因为它是个人表达个人价值或信仰的工具；选择意识形态是为了确认个人已经内化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

在间谍案件中，特定的意识形态可能是间谍违背对其信任的实际动机，也可能仅仅是使这种行为合理化的手段。所谓的剑桥五国很可能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与苏联合作对抗他们的祖国的动机主要(但不完全是)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乌托邦信仰。其他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美国间谍的例子包括冷战时期的间谍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伯格(Ethel Rosenberg)，以及最近国防情报局(DIA)分析师和古巴间谍安娜·蒙特斯(Ana Montes)。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前，意识形态在苏联招募中的作用似乎在下降，迫使克格勃寻求其他动机。然而，冷战时期的政治信仰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的消亡当然不排除在现在或未来利用意识形态作为动机。

妥协/胁迫

这是一种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动机形式，可以等同于人们可能认为的“勒索”，甚至可能是酷刑。与MICE提供的其他一般形式的动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间谍并不是自愿行动，而是由于害怕惩罚、揭露不当行为或其他不良后果而实际上被迫从事间谍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不可靠的招募方法，因为间谍的主要动机是逃避惩罚，而不是取悦他或她的上级。间谍可能只会在必要的程度上合作，并可能试图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摆脱控制。一个臭名昭著的妥协例子是所谓的“甜心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情报机构会指挥一名男子或女子引诱目标个人，以通过暴露的威胁获得他们的合作。

自我

这可以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类别，因为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他或她为加强或捍卫这种观点所做的努力对他们的决策至关重要。列夫琴科使用这个术语更有针对性，意在强调潜在间谍对挑战、冒险和刺激的渴望。后来，超越MICE的努力将识别出诸如自恋之类的人格特征或诸如员工不满之类的态度，这些特征显然与自我有关，但可能比列夫琴科的冒险行为更有洞察力。事实上，除了强迫，所有的MICE类别都可能属于自我，因为金钱和意识形态是表达自我的工具。

虽然仍然很受欢迎，经常被引用，但在预测谁会或不会从事间谍活动方面，MICE的价值有点有限。首先，分类过于笼统，缺乏细微差别，因此无法以实际的方式识别个体间谍无数而复杂的动机。此外，作为有限的、一般的类别，使用它们有使行为符合类别的风险，导致归因于过于简单化的动机，如“艾姆斯太贪婪”或“汉森太傲慢”。最后，它们是传统智慧或常识的表达，没有任何实际的科学研究。在海军一级准尉约翰·安东尼·沃克(John Anthony Walker)及其间谍团伙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破坏后，美国政府将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史迪威委员会的报告

沃克（Walker）是在他的前妻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他代表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后于1985年被捕的。《纽约时报》后来报道说，沃克可能提供了足够的代码数据信息，从而显著改变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同年6月，国防部长卡斯帕·W·温伯格(Caspar W.Weinberger)成立了国防部安全审查委员会，以确定安全审查程序的有效性。在退役陆军上将理查德·G·史迪威(Richard G.Stilwell)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在后来被称为史迪威委员会报告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建议。

认识到，在此之前，安全决策往往是主观的，因此委员会建议政策以确凿证据和科学方法为基础。这导致成立了两个组织，其任务是研究那些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心理：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的人事安全研究中心(PERSEREC)和弗吉尼亚州纽灵顿的社区研究中心，其研究工作将以“猛击计划”（Project Slamme）的名义进行。

人事安全研究中心(PERSEREC)收集数据

人事安全研究中心最初的努力是根据媒体报道、审判记录和非机密官方文件，建立一个数据库，记录自二战以来参与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所有美国人。该数据库将“使系统地收集、量化编码和统计分析基本信息成为可能。这包括个人背景、犯罪者的作案方法和动机，以及犯罪本身的相关事实--情况特征、丢失或受损的内容以及对主题的影响。人事安全研究中心从一个包含(当时)120起间谍案件的数据库中提取数据，于1992年5月发布了一份题为”二战以来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的报告，其中列出了六个主要动机。人事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种额外的动机，即不满/报复、讨好和兴奋/自负，除了在金钱、意识形态和胁迫这三个古老的MICE类别中增加了实质内容之外，这些动机实际上是对MICE自我类别的更精致的看法。

不满/报复

间谍的动机是对他们的国家或雇主的非意识形态的怨恨或愤怒，因为他们感觉到一些不公平，例如缺乏认可或不充分的欣赏，未能获得晋升，工资或其他补偿不足，或任何其他感觉到的个人侮辱。因此，间谍通过从事间谍活动来寻求报复。关键的一点是，不公正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但间谍认为它既是真实的，也是个人的。汤普森认为，对工作场所成就感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大型官僚机构的去人格化，对个人实际才华的高估，以及持续不断的负面媒体报道所滋生的不满文化，都会导致不满。精神病学家大卫·查尼(David Charney)采访了几名被定罪的间谍，包括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伯爵·皮茨(Earl Pitts)和布莱恩·帕特里克·里根(Brian Patrick Regan)，他做出了违反直觉的观察，认为出于对自己机构的不满而行事的间谍往往会继续看待自己。

讨好

间谍的动机是取悦他人。虽然一个人似乎不太可能仅仅为了取悦另一个人而选择从事间谍活动，但讨好可能是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促成因素。例如，如果一名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动机，他们可能会特别努力地取悦他们的上级，以努力证明他们对这一事业的承诺。海军水兵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是约翰·安东尼·沃克(John Anthony Walker)的儿子，也是他父亲间谍团伙的一员。他作证说，他在1983年成为一名间谍，“是为了钱，为了取悦我的父亲”。讨好可能也在东德斯塔西(Stasi)所谓的“罗密欧”行动中发挥了作用，在行动中，斯塔西特工会与目标西德组织中一名孤独的女秘书建立浪漫关系。与强制的“甜心陷阱”不同，间谍活动通常建立在目标和她的“罗密欧”之间真挚的感情纽带上。

兴奋/自负

这种动机很可能就是列夫琴科心中的“自我”一词。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它可能被认为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因为它不一定包括对个人利益的渴望或对某些被认为是轻视的报复。在实践中，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但不一定是关键动机。间谍之所以选择从事间谍工作，是因为它带来的兴奋感，以及间谍通过“欺骗”同事或组织而产生的优越感。这不是高度自尊的表现，而可能是准间谍经历的低自尊的结果，这些人遭受了一些个人或职业上的挫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刺激的渴望吸引了一些情报界(IC)的员工从事这一职业，这可能也会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刺激的影响。同样，对他人保守秘密带来的权力和自我提升可能会增加间谍通过对同事和组织保守间谍活动的秘密而获得的优越感。

“猛击计划”（Project Slamme）采访罪犯

虽然委员会专注于从各种来源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以便建立一个可能有助于识别已知间谍的人格特征的数据库，但“猛击计划”（Project Slamme）通过与被监禁的美国间谍进行面谈，直接找到了来源。以“猛击计划”的名义，CRC最初采访了30名间谍，他们同意接受数小时的心理测试和深入讨论。CRC还采访了与这名间谍有关联的个人，以更好地了解这名间谍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人在从事间谍活动时对他们的看法。虽然具有互补性，但这两项努力是不同的，因为PERSEREC的调查结果是基于对大量变量或指标的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而“猛击计划”的调查结果是基于对较小选择的犯罪者信息的定性、深入的案例研究分析。

1990年4月，Project Slammer发布了第一份机密临时报告，该报告后来向公众公布，确定了被访谈对象的一般行为特征。报告的结论是，间谍认为他或她自己很特别，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坏人，值得对他或她的处境感到不满，除了从事间谍活动，至少是简单地做别人经常做的事情之外，没有其他(或更容易)的选择。这名间谍还认为，安全程序不适用于他或她，除非安全程序连接到他或她个人可以识别的东西，否则没有意义。

间谍还通过使他或她的行为合理化，使他或她自己免受间谍活动的后果。间谍会将他们的行为解释为间谍活动是“唯一的选择”，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一旦间谍从事间谍活动，他或她就会通过贬低安全系统，并强调他们能够轻易愚弄他人和绕过安全措施，从而强化他们的合理化。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欺骗的最初兴奋就会消退，而压力却会增加。尽管如此，他们不愿试图摆脱困境，因为惩罚的风险太高了。有趣的是，间谍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徒，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些自我辩护的理由，而且在被捕之前也不会表现出悔恨之情。最后，间谍通常在处于信任地位之后才会考虑从事间谍活动。

屏幕上的洞

PERSEREC和Project Slammer的努力脱颖而出，是理解间谍心理的第一次认真尝试。不幸的是，尽管获得了洞察力，间谍案件仍在继续。1994年，Carson EoYang博士通过研究他认为的间谍模式解决了这一现实。他假设实际上有两种模式：P-模型(P-心理学)，试图确定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与不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区分开来的个人特征(人格、需要、情绪、心理健康)；S-模型(S-情景)，试图确定最有可能实施间谍活动的情况，然后创建旨在防止这种可能性的机制或程序。

通过对两者的比较，他证明了p-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假阳性和假阴性，也就是说，他们将筛选出拥有预示未来间谍活动的特征的个人，但如果被置于信任的位置，他们永远不会真正从事间谍活动，而无法筛选出那些似乎不具备在正确情况下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征的个人。出于类似的原因，s-model的失败之处在于，一旦一个人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他们经常被置于允许他们对抗安全措施的位置。

Eoyang提出了一个情境-性格模型，承认“间谍特工和英勇的爱国者可能有相似的个人特征”，并寻求匹配独特的个人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创造了间谍活动的可能性。然而，他也写道，制定“一项全面而复杂的对策计划绝不是一件容易或快速完成的事情”。

表观遗传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可能提出了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什么识别能够有效筛选潜在间谍的特定特征的任务是一项重要但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的努力。人类行为几乎是无限复杂的，是独特的一生经历、信念和有意识或无意识偏见的顶峰。虽然筛选个性特征可以有效地识别最明显和最不受欢迎的特征，但某个特定的特征，就像遗传倾向一样，可能或多或少处于休眠状态，直到被一系列特定的环境激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良性的特征可能会突然变得令人惊慌，或者一个原本令人向往的特征可能会在不受欢迎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超越筛选和安全

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大卫·查尼(David Charney)超越了传统的筛选模式，他提出，无论动机如何，一旦内部间谍越界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往往会遵循类似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体现在可预测的行为中。根据对被监禁间谍的个人采访，查尼假设，间谍的决定是基于“一种不可容忍的个人失败感，就像那个人私下定义的那样。”一旦间谍决定从事间谍活动，查尼确定了他所说的内幕间谍的十个生命阶段：

1)敏感阶段，

2)压力/螺旋阶段，

3)危机/高潮/解决阶段，

4)招募后阶段，

5)悔恨-早上-结束阶段，

6)活跃的间谍职业阶段，

7)休眠阶段，

8)逮捕前阶段，

9)逮捕和逮捕后阶段，

以及10)。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间谍通过采取他们认为的果断行动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感来处理个人失败感的努力的一个发展。这在最初是有效的，但最终间谍屈服于重新思考、后悔、被困、孤独和依赖他们的上班人。查尼的理论还假设，某些阶段提供了窗口，在给定特定激励的情况下，间谍可能会选择向适当的权威机构披露他们的活动。

最后，安全专家Nick Catrantzos虽然不是专门的心理学作品，但他提供了一种基于群体心理的应对内部威胁的方法，该方法本质上独立于内部间谍的动机。在认识到安全专业人员在任何组织中的必要作用的同时，Catrantzos提供了一种方法，该方法侧重于办公室的群体动态，以努力促进特定的群体行为和价值观。他假设，内幕间谍在安全专业人员的努力和他们制定的措施之间的“黑暗角落”运作，而内幕间谍的同事经常觉得安全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而且可能对他们认为不必要或阻碍的安全做法怀有敌意。卡特兰佐斯提供了一些想法，说明两个组织如何合作，努力弥合这些安全漏洞，并不允许内部间谍有任何空间可以舒适地运作。

对间谍活动心理学认识上的几个问题

尽管间谍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但公众可获得的关于间谍心理的出版材料相对较少。当然，为了保护来源和方法，有些研究是而且应该保持保密的。出于法律原因，其他信息可能会被扣留。然而，可用的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幸运的)心理学专业人士没有那么多间谍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统计结论(比如可以识别间谍倾向的特征)在小样本的基础上就不那么有效了。与数十万从未从事间谍活动的清白个人相比，那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所占的比例几乎微不足道。现实是，研究只能对那些既是间谍又能被研究人员接触到的个人进行研究，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间谍入狱并为他们的罪行服刑。个别被监禁的间谍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与研究人员合作的动机。

关于理解间谍心理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个人动机的绝对复杂性。就像天气一样，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可以制定措施来筛选、保护或减轻内部间谍的行为，但这些措施不太可能被证明是普遍而无误的有效的。人的个体思维通常是一个谜，因此，它将继续迷惑执法部门，吸引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为间谍小说作家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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