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冒着最大风险的是身处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城市中往来穿梭的服务者。

在这些人里，有瞒着父母家人上前线的医生、护士，有告诉家人外出钓鱼，实则成为车队志愿者的普通市民，同样有坚守岗位不敢跟家人视频的外卖员、清洁工。

在可能的死亡危机面前，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一部分人选择了隐瞒，或者至少将苦水放在自己这里，只对家人“报平安”。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对爱意隐忍的表达方式。

而在不久前的金球奖上，一部大放异彩的中国电影《别告诉她》，探讨了相似的取舍问题——当你的至亲身患癌症、时日无多，你会选择据实相告吗？

这是一个黑色的春节。有人家破人亡。有救人者舍生取义。这个春节，死亡离我们特别近。

或许，我们的确应该花一些时间，与死亡面对。今天，我们借这部影片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这个问题。因为终有一天，无人能够逃避面对它。

故事是从billi的奶奶得了癌症，晚期，开始的。

得知消息后，居住在美国的Billi想要马上联系奶奶，告知她病情真相，却被父母阻止。

原来，家人已经决定隐瞒奶奶的病情。理由是，让奶奶在最后的时间里继续开心生活。

奶奶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所有人决定马上回家。但事实上，这一家人已经二十几年未团聚过。

Billi大伯一家移居日本多年，堂弟浩浩中文极不流利；Billi 6岁之前住在爷爷奶奶家，但之后便随父母扎根美国；留在国内长春的只有姑姑一家、姨奶奶，以及爷爷去世后，奶奶续弦的老伴。

一家人突然“整整齐齐”地回去，势必会引起奶奶的怀疑。为了让返乡之行名正言顺，也为了给奶奶制造最后时光里的快乐，大家决定让日本的堂弟与女朋友“假结婚”。

借婚礼的名义，一场睽违已久的团聚即将发生，而这也可能是一家人与奶奶相见的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全家人都反对Billi回国参加“婚礼”。因为Billi会把所有的心事都写在脸上，很难隐藏自己的情绪。为了防止Billi说漏嘴，大家不希望这个“危险因子”出现。

但Billi与奶奶感情深厚。虽然父母拒绝带她回国，Billi还是私下买了机票，直接叩响了奶奶的家门。

冲突一直都在。

回到奶奶家后，Billi尽管选择了配合隐瞒奶奶的病情，但始终无法认同家人的观点。她抓住一切机会试图说服父亲，把真相说出来，因为她认为，奶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知情权，隐瞒无异于“谋杀”。

但她不知道的是，在美国生活多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父亲，内心同样十分挣扎。虽然不断告诫Billi要三缄其口，但他自己也很难装作无事发生，只能勉强自己将“戏”演下去。

而在长春生活的姑姑则要自洽得多。她直接问Billi：不跟奶奶讲，她还能快乐生活，这样不好吗？

显然，在生与死的命题之外，Billi面临的困扰，还来自文化差异和自我身份的归属问题。

在酒店里，服务员操着东北口音，毫无边界地打探Billi的美国生活、家庭情况，并抛出终极问题，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而实际上，他根本不在意Billi的回答是什么，只是想从她的回答里印证自己的想法。在Billi说“不一样”后，他仍然反复强调“肯定还是美国好吧”。

在餐桌上，一家人谈笑间也矛盾暗涌。姑姑一方面向往美国，想把孩子送去留学，一方面却又“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对Billi说，你在美国挣不了一百万，还不如回中国来。

夹在两种文化中间，Billi体会到的是挣扎和错位。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入乡随俗，也开始逐渐不确定应不应该把真相告诉奶奶。

奶奶因为咳嗽不断，私自去医院检查。一家人知道后急忙赶到医院，既怕奶奶症状加重，又怕奶奶得知真相。

在医院，Billi进一步寻找自己的同盟。给奶奶做检查的医生曾在英国留学，Billi用英语询问医生的建议，“我们不应该告诉她吗？”

医生却回答她：it's a good lie.

但Billi没有就此死心，仍试图在婚礼前做出最后的努力。她再次向大伯和父亲争取，想在假婚礼之前告诉奶奶真相。

这时，大伯对Billi说了一席话，直接点出了二人思维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异：西方国家把生命看作个体的；但我们是把生命看作集体的。你想告诉奶奶实情，是因为害怕负担这么大的责任，而我们之所以不告诉奶奶实情，就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

这些观点给Billi带来很大的冲击。Billi或许从未想过，她所认为的剥夺当事人知情权相当于“谋杀”，换一个角度，还可以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注解。她长久以来无法接受的家人之间彼此默认的欺骗行为，很可能是出于心照不宣地互相理解，而这份理解背后，同样是家人对奶奶深沉的爱。

原有的观念受到多次挑战，Billi似乎开始动摇。

婚礼如期举行，但全家人都处于煎熬之中。

在婚礼上，大伯发言哽咽，忍不住颤抖着说“对不起妈妈”；新郎堂弟努力装作开心的样子，与新娘合唱，却在游戏环节醉酒痛哭。

饭桌上，大家各怀心事。所有人都知道，当婚礼结束，谎言的闭环完成，一切就都应当谢幕了，他们无法为奶奶再做更多。这场盛大的婚礼，不仅是缺席多年的晚辈对亲情的弥补，更是他们能为奶奶留下的最后一个高光时刻。

婚礼最后的合照拍完，知情者们再也没有麻痹自己的借口。行将就木不仅仅是身患绝症的奶奶，更是由奶奶所维系的纽带的断裂，是童年的真正远去，是最具归属感的栖息之处的消失。

然而，眼看故事即将结束，事情突然出现令人心惊的转折——拍完婚礼合照，奶奶差保姆去医院拿检查报告。

Billi一路跑去医院拦截保姆，一家人手忙脚乱地挤在打印店里，篡改关键信息。

奶奶拿到检查报告后，终于相信自己只是有“良性阴影”：“你看我说我没事吧。”大家都长吁一口气。

至此，故事进入尾声。而Billi也终于理解，婚礼是全家人精心编织的一场梦。这场梦，不是对奶奶知情权的剥夺，也不是对奶奶在生命最后时刻自主安排人生遗愿的阻碍，而是饱含爱意的、酸涩的告别。

一切尘埃落定，所有的人又都离开。去机场之前，Billi和奶奶在楼下拥抱告别，两个人纷纷落泪。奶奶说，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但彼此都心知肚明，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

奶奶能够完全无知无觉吗？当年，Billi的亲爷爷同样是因为癌症离世，而奶奶也选择在爷爷弥留之际再将实情告之。

即便对癌症毫无察觉，奶奶也深知自己年岁已高。上一次见Billi是二十年前，而她没有下一个二十年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差异问题。

受中、美、日文化不同程度浸染的家人不约而同选择“善意的谎言”，就连原本最坚定的Billi在家人带来的冲击下，也最终选择配合，笑着与奶奶说再见。此间种种，更反映了年轻一辈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对撞。

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直接体现在爱的表达方式上。在社会学家帕森斯看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分别对应着“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

在普遍主义社会里，规则是无差别地、平等地约束每一个人。像Billi一样的诸多年轻人奉行的便是这样的思想，他们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更少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爱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而不论当事人面临着怎样的情况，他都享有知情权。

但在运行着特殊主义的传统社会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他们会根据与对方的亲疏关系，决定采用何种行为方式。面对奶奶的病情，Billi的其它家人出于大家族的责任观念，出于对奶奶的关怀，选择了更为隐忍含蓄的表达。

事实上，Billi的观点在奶奶这里很可能是水土不服的。虽然都是出于对家人的爱，但很多情况下，表达爱，并不是以自己认为正当的方式把它传达出去这么简单。我们也需要考虑所爱之人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适合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虽然传统观念当中有不少糟粕，但在这片土地上，它所能带来的亲密的人之间的扶持与信靠，却也无以伦比。像奶奶当初对待爷爷那样，Billi的家人们同样选择在奶奶最后的岁月里，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以一种更为轻松释然的态度，告诉老人一切安好。

回到美国后，走在街上，Billi突然想起了奶奶教给她的“驱除浊气的拳法”。她停下脚步，大喝一声“哈”，镜头一转，却惊走了奶奶居住小区内，树上的飞鸟。

Billi笑了，她用奶奶传授的锻炼方式，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她终于明白，重要的并不是告别方式，而是背后所蕴含的、奶奶能够接收到的浓厚的爱意。

正如影片的导演王子逸所说，“我们最终将失去我们所爱的人。”

但在失去之前，我们还能表达爱。

如果你也像女主角Billi一样，生活在海外，或是北上广等大城市，过年回到家乡，想必也会直面亲戚间的“人情世故”——拜年、送礼、回礼……是否也曾让你觉得反感、抗拒，难以适应？

过年“走亲戚送礼”真的有必要吗？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主义的社会。而“送礼”与“回礼”，在特殊主义的社会中，不仅是祝福与情感的表达，更是确认彼此之间“关系”存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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